去年11月，记者曾就新农村建设的工作重心、重点、难点等问题，向苏南、苏中、苏北14个县市的县市委书记和县市长发出问卷调查，之后又走访了部分县市乡镇村干部和农民。他们的所见所想所干，各有不同，颇有意义。
农民知多少
张迎祥和张志山，是苏北大丰市大桥镇方向村和江岸村的两个农民，守着土地谋生20多年，不穷也不富。问他们：“知道新农村建设咋回事？”一个说：“不知道”，一个说：“好像听说过。”记者又问：“那你们感到村子里有什么变化没有？”张迎祥回答：“变化是有，河水清了！”他说，前些年他家承包鱼塘养鱼，后来河水污染严重，养不好鱼了。“现在鱼苗都能放养，赚头更大了！”张志山说：“我们村的干部最近也是一直吆喝河塘治理这事！”他们说的是江苏在新农村建设中为农民办的一件实事———全省正在开展的乡村河塘疏浚治理工程。
在射阳县临海镇团洼村、千秋镇振兴居委会被调查的13人中，知道新农村建设是咋回事，给农村和农民能带来好处的只有1人。相邻的泰州兴化市周庄镇和姜堰市溱潼镇农民周启发和陈杏祥的回答则不约而同：“新农村建设？这些事你们要问干部去，我们哪知道。”类似的回答，在记者走访调查的10多个县市中，占了相当的比例。
南京市草场门桥的东桥头，几乎每天都会聚集着好些个本省和外地的民工。他们面前无一例外地放一块牌子，然后或蹲或站，等待着来往的行人找他们干一些木工、瓦工的零活。“老乡们好，你们听说过新农村建设吗？”七八双疑惑的眼睛一下子对准了记者。“什么新农村建设？没听说过……”就在记者正要离去时，一个四十岁上下的男子叫住了记者。“新农村建设到底咋回事？对我们有啥好处？”听记者一番解说后，这位来自淮安市楚州区平桥镇九洞村的马姓农民，突然间似乎有满腹的话要对记者说。
“我们这一辈人就这样过来了，但孩子不能像我们一样没文化。我说新农村建设要好好抓抓农村教育。”老马说，他们村的小学很不规范，他家儿子每季度都要交30元的电脑学习费，但学校到现在连本电脑教材也没发。老马说，他真想把孩子接到南京来读书，可是又担心儿子不能得到和城里孩子一样的待遇。和他同县异乡的朱姓民工也插上话来：“我们那个村为了增加收入，把学校租给私人养鹌鹑。低年级大中小三个班混合在一间租来的民房里上课，几排横着的木板就算是课桌了，这叫什么学校？”老朱说，新农村建设要让老百姓看到实实在在的效果，光嘴上讲，老百姓是不会相信和参与的。
记者感言：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来讲，农民都应该是新农村建设的主体。但“主体”都不知道、不关心、不热心新农村建设，结果会怎样可想而知。从记者调查的情况来看，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宣传得不及时、不到位、不切实；口惠而实不至的形式主义过多；农民自身素质、文化水平不高，对新农村建设的战略意义和诸多政策措施的利好认识不到、不深等，都表明新农村建设，真正该热的建设“主体”———农民，还未热起来、动起来。怎样才能让广大农民热起来、动起来，该做的文章很多。首先要做的，是应该让农民对新农村建设“知”得更多，“疑”得更少。所谓“欲其行，必知其行。”
乡村干多少
新农村建设离不开政府的组织和扶持，离农民最近的政府是乡镇政府；离农民最近的组织是村组、居委会。
射阳县洋马镇是全国闻名的药材之乡。镇党委书记胡建国说，新农村建设镇里着重做三方面工作：宣传发动引导，让更多的农民知道新农村建设的目标和要求；搞好镇村规划，请来南京规划设计院的设计人员对全镇的经济社会发展进行全面规划，让农民看到新农村建设的蓝图美景；有序组织劳力外出打工，鼓励有条件的农民自主创业。记者走访调查：确有所为。
而一河之隔的邻县一个乡镇党委书记却这样坦言：“说实话，新农村建设我们只是参加上面几个会，回来开个把会，五分之一的精力用上去就不错了。招商引资压力太大！”该镇财政所的一名普通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像镇机关其它部门人员一样，他的主要任务就是外出招商引资，一人全年要引资五百万元以上。招商任务更重的分管农业副镇长说，最近看到媒体报道连云港市一个乡镇人武部长承担两千万招商引资任务，军分区与市委联合发文予以禁止。他说：“谁又能为我们发文解压，让我们干该干的工作？”
苏北某县一个刚由县委宣传部副部长调任一大镇的党委书记，到任不久，马不停蹄地跑省城跑京城。他说，如果说新农村建设带来什么发展机遇，对于我们乡镇来说，就是首先争取更多国家和省里投入的项目资金的机遇。我们班子里的两个“一把手”，眼下主要精力就是要往上跑钱，谁跑得快，谁抓的钱就多。
同县另一乡镇的“当家人”也说：“不跑不行啊，要做的事太多；不要说好多事上面不给钱，给了钱，有的反而更难做。”记者诧异。他举例说，全省正在开展的乡村河塘疏浚治理工程，本来是件大好事，为不增加农民负担，省里都按计划下拨了资金。可是到了市县，为确保提前和超额完成疏浚治理任务，计划指标又层层加码，上面不可能再多给钱，乡镇财政拿不出，又不能增加农民负担，只好拖欠工程款或借贷，使得已经债台高筑的乡镇“阴雨天驮稻草，越驮越重！”
该镇一个村支书告诉记者，前几年，为完成各种税费任务，他先后向亲友借债5万多元，过春节都不敢走亲访友了。尽管他所在镇农村债务的化解工作做得不错，但村级集体资产是该卖的都卖了，该想的办法都想尽了，他为集体借贷的钱至今都还未有着落。不要说在新农村建设中集体还能拿出钱来干什么事了。
该县农工办的负责同志不无担忧地说，乡村两级债务不仅严重影响了基层组织的运转，也成了推进新农村建设的严重障碍。这应该引起高层决策者和各级执行者的高度重视，不然，新农村建设不是流于形式，就会中途夭折。
记者感言：乡镇村两级，是实施新农村建设重大战略的主要执行层。但“主要执行层”无心、无暇、无力去落实和“执行”，从记者调查的情况来看，原因也是多方面的。认为新农村建设不是一任两任领导能做好的工作，不是一项两项工作就能实现的，花了大气力，群众也难以看到直接效益，因此无心顾及；乡镇工作繁复多难，直接面对各种矛盾，精力分散，因此无暇顾及；事多钱少，旧债不还，新事难办，因此无力顾及。乡村组织不力，新农村建设的组织依托落空，新农村建设会不会仅成为挂在墙上或做在沙盘里的蓝图？是需要引起重视和解决的大问题。实践证明，构建一个强有力的乡村两级组织体系，为农村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正是新农村建设所必需的。
县市领导想多少
县市一级是贯彻落实新农村建设十分重要的执行层。结合记者点、面走访调查的情况来看，县市领导对新农村建设真正摆上议事日程的还并不很多，表现在：现象上，县市领导“飞来飞去”，国内外考察的多，深入实际、研究解决问题的少；精力上，开会传达布置的多，检查落实的少，迎来送往，应酬各种活动的多，顾及农村的时间少；着力点上，抓工业、抓财政、抓招商引资的多，抓农业、抓农村、抓农民工作的少……
当然，也不尽然。宿迁市委常委、泗阳县委书记侍鹏对新农村建设思考就多了些，也深了些。他提出，新农村建设要注意和解决“三个要素、一个能力”的转移与流失问题。“三个要素”，就是劳力、资本和土地；“一个能力”，就是农村消费能力。特别是后者，他说，随着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外出务工农民收入的主要消费能力也转向了城市。我们统计的农民收入，相当一部分支出都在城市。这种要素和能力的转移与流失问题，不能不引起应有的重视了。否则，没有农村消费能力的新农村建设，从何谈起？
无独有偶，苏北射阳县一位主要领导，在记者的问卷和现场调查中，提供了这样一组调查数据：该县临海镇兴盛村瓦工汪学成外出务工年收入12000元，全年在城里消费6100元，回农村消费5900元；缝纫工吴仁红年收入10500元，全年在城里消费6600元。全村外出务工人员700人，人均收入1.2万元，40％以上在城里消费。回村储蓄的，60％以上又通过商业银行的运作回流到城市。这位县领导说，新农村建设，我们不仅要抓好农民增收，还要重视农民支出消费问题。
在记者问卷和现场调查所接触到的县市主要领导中，对新农村建设的关注和思考，对新农村建设的工作重心、重点和难点等问题的回答，都不尽相同。有意思的是，在春节前后，特别是胡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专题研讨班座谈会上的讲话和中央有关文件出台前后，反映明显不同，对新农村建设的重视、思考、决策和行动，显然地多起来，热起来。记者去年11月份发给14个县市的县市领导的调查问卷，有16份是在春节后胡总书记讲话之后收到的。所答问题，所谈内容，比节前认真多了，详细多了，也深入多了。
记者感言：新农村建设，为什么前一段时期摆不上许多县市领导的议事日程？据记者了解，原因是多方面的。一些县市决策者认为新农村建设既然是一项长期的历史任务，眼前就很难抓出显著成果；县市工作任务繁重，招商引资、工业化、城市化和增加财政收入等等压力大，做好眼前工作要紧；新农村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上下左右各部门、各方面的配合，县市往往协调难；面临县市换届选举，即使花了大气力，可能并不讨好……看来，新农村建设要真正被县市决策者摆上日程，扎扎实实地推进下去，县市领导的思想认识关，还要首先过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