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城镇问题困扰中国新农村和城市化
来源:种子网 2007年05月16日 阅读:
编者按作为中国广大农村和城市的结合纽带,小城镇的“成长烦恼”,困扰着中国的新农村建设和城市化进程。
凭借乡镇企业做发动机,苏南的乡镇发展蓬勃而迅速,甚至有些已成为颇具规模的小城。但这种自发的成长不免杂乱而恣意——产业结构雷同、重复建设、占用过多土地等问题随之浮出水面。
因此,在新一轮的撤乡并镇中,苏南各市所做的,不是仅仅局限于将经济已融为一体的乡镇合并,而是有规划的将诸多乡镇合并为十几个中心镇,并把这些中心镇定位为小城市,纳入整个城市发展的通盘考虑中。
然而,人们的搭便车行为、官员的寻租、人事调动的艰难、相关利益者的不满等,都成为小镇变城过程中无形的羁绊。而长三角地区整体规划未定,各城镇定位不明,也使得作为长三角城镇群的一部分的这些小镇在变城的过程中多了许多变数。这种情形下,各城市对中心镇的自我规划和发展,又反之影响着整个长三角城镇群的发展。
这些都注定了小镇变城的道路漫长而坎坷。而本报所做的,就是观察并记录这一过程。
春季,太湖之滨的雪堰镇。一些田地里并不像往年那样种着庄稼和蔬菜,而是种上了香樟树。
“树木比庄稼得的青苗费多。”田东侧的马路上,当地农民谢文轻描淡写地解释。
他和他的乡亲们已经做好了田地被征收的准备。因为从2007年3月24日起,他所在的雪堰镇将成为一个中心镇,管辖原有的雪堰镇、潘家桥镇和漕桥镇。之前,雪堰镇人口不到3万人,面积35.16平方公里。它所合并的漕桥镇人口3.19万人,面积40.22平方公里;潘家镇人口超过3万,面积将近50平方公里。这意味着雪堰这个小镇,将扩大3倍。
这并不仅仅是雪堰一个镇的未来,而是很多个镇的未来。从3月24日起,常州市武进区进行新一轮的撤乡并镇,把原有23个镇调整为1个街道办事处、14个镇。在常州市的城市总体规划中,它们都被定位为“重点中心镇”,并“按照小城市的要求进行规划建设”。
而和常州同处长三角地区的苏州、无锡,也在做同样的工作。未来,这几个中心城市周围的农村地区会涌现出一个个小城市。
“我们这些田在镇政府附近,将来肯定要被征去盖房子。我们能多拿一点是一点。”谢文微微一笑,眼里闪过苏南农民的精明,“其他有些镇,田里间隔2、3寸就种一棵香樟,密密麻麻,真是吓人。”
这种精打细算不光体现在田地中,农户在自己自建的房子上也打“小九九”。“我们现在都在天井(院子)中盖房子,这样可以扩大房屋的面积。”谢文说。而乡里房屋产权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也忙碌起来,隔三岔五去各个乡村溜达一下,看看村民是否私自在没有得到批准的宅基地上盖房。
雪堰镇临近太湖的区域,已经有开发商开始建造现代化的居民小区。镇上集市旁的水泥路拓宽了两个车道。其他沙土路也修建成了水泥路。而之前,这个小镇因为位于常州和无锡的交界处,发展并不迅速。
小镇长大
这种撤乡并镇行动并非第一次。上世纪90年代已有过一轮撤乡并镇的浪潮。不过,当时苏南地区撤乡并镇的目的与其他地区相比已大不相同。当地政府考虑的不仅仅是以精简基层政府机构,减轻农民负担。乡镇企业的发展使一些乡镇迅速繁荣、成长,并蔓延成片,跨越了行政的分割,这让政府不得不考虑打破原有行政分割,以便减少这些乡镇经济发展的束缚。
“以常州市的武进区为例,从湖塘镇驱车往东南马杭镇、鸣凰镇方向走,已经看不到农田,几个镇都连在了一起。”杨光说,他是常州市政府城乡处处长。在他看来,这些地区已自然生长成一个不可分割的经济体。
1999年的乡镇区划调整中,马杭镇、鸣凰镇被撤销,并入湖塘镇。合并后这个地区的经济发展让人侧目。2001年,湖塘镇工业经济规模超过60亿元,一跃成为江苏省的“工业大镇”;此后,其工业产值每年都增加20亿到50亿。2006年,其工业产值、销售双超200亿,俨然已经是一个相当规模的城市。在湖塘镇的中心区域,可以看见国美电器连锁店、大型超市、市民休闲广场……常州的世贸中心也定址湖塘——它在2007年4月21日挪威举行的世界贸易中心组织(WTCA)春季年会上高票通过,并成为近3年内中国唯一一家加入WTCA的世贸中心。
与之相似,昆山陆家镇、江阴申港镇等也都已经开始小镇变城步伐。在经济发展上,它们跻身全国百强镇,成为苏南经济的发动机;而在基础设施、文化教育等方面,它们和建制市也相差无几。
在这轮撤乡并镇中,苏南各个市政府不仅仅是要把自然生长到一起的乡镇合并,还要把那些没有生长到一起的乡镇合并。
“每个镇不但有自己的一套政府班子,还有自己的工业园区,以及水电气等配套设施。对于镇本身而言,需求不足;对于整个地区而言,又是重复建设。”顾春平说。
据常州统计局统计,在2000年以前,常州共有130多个小城镇、平均每个小城镇面积约33平方公里,每个小城镇规模仅1万人左右,人均建设用地高达140平方米/人左右。而这些小城镇大多选择机械、纺织服装、化学、建材和冶金工业作为自己的支柱产业,彼此之间竞争激烈。
“将镇合并,可以优化资源配置、促进要素汇聚。”顾春平说。
在顾春平的办公室中,放着两幅1米高的2004-2020年的城市规划地图。该图显示,常州武进区周边的农村被划分成7块。这意味着,武进刚调整到位的14个镇以后还要合并成7个。每个镇都有自己不同的功能定位。雪堰镇定位为常州宜兴边界交通枢纽城镇和环太湖旅游度假区;其他有的则定位为精细化工为主,有的以园艺花木为主。
与这种设想相伴的,是为整个常州构画一个蓝图——交通运输体系,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各个地区的产业定位等都将浑然一体,互相协调。
各个小乡镇蓬勃而粗放混乱的发展时代结束了。
4月29日刚开放的常州规划馆已经开始向前来参观的人们展示这个蓝图——展板上甚至详细说明合并成几大中心镇后,将节约多少建设用地。
“所以这次调整,远还不是最后一次调整。”顾春平笑着说。
这些都写在了《常州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中,并且已经在2005年末报请审查,得到江苏省人民政府批准后,等待国务院的批复。
在《规划》中不止一次说明:合并后的中心镇,发展定位为小城市。
阵痛·震动
规划容易实施难。
被划到中心镇所在地的人,如谢文,喜笑颜开,并时刻准备把握好这个“发财”的机会。而被合并的镇的居民则多少有些忿忿不平。
“我们镇经济发展蛮好的,为什么要并到雪堰桥去?”潘家桥的一位大妈很生气。她扳着手指头数落以后到位于雪堰的镇政府去办事会多么的不方便。
而对于潘家桥镇的私营企业主唐奋国而言,这些都不是问题。问题在于,他准备扩大自己办厂的规模,并且打算买下厂周围的地,再盖几间厂房。区划调整的命令一下,他就得不到使用潘家桥的集体建设用地许可了——规划限定,今后工业用地要集中在中心镇所在的工业园区。
而基层官员赶在最后期限前使用手中的权力,也让群众十分不满。
3、4月间,被老百姓经常谈论的是,哪个乡领导或是大队领导又去外地旅游了一趟。每个基层政府都有数目不等的“小金库”,“赶在区划调整前,他们要把小金库花光,合并后,‘小金库’就得上缴了。”唐奋国说。
过期作废的还有手中的权力。“3月初,我们大队书记悄悄叫我赶紧在我家旁边的一块空地上打地基盖房子,说他能帮我在乡里房办(房屋产权办公室)弄到宅基地的批准。我们于是连夜开始打地基。”唐的邻居说。
“但给我们区划调整带来最大障碍的,还是人事调整方面的障碍。消息刚一出来,已经是人心惶惶。”武进区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官员说。他透露,为了减少调整的阻力,这轮区划调整方案是武进区和各个乡镇之间协调后的产物,并没有太多专家参与。和城市整体规划相比,这轮调整显然少了很多科学性——《常州城市总体规划》的论证有来自南京大学、同济大学、东南大学、江苏省社科院的多名专家参与。
“我们不得不多做妥协。还要拉长板凳——就是多设些副职——来减少调整的阻力。”这位官员表示。
而顾春平在展望其规划的7个中心镇的实现时,也笑着感慨任务艰巨。
计划·变化
顾春平颇为担心的是计划没有变化快。
关于《常州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国务院的批复还没有下来,2007年3月末的这轮调整已经和总体规划的范围有不一致之处了。“《规划》中7个中心镇中其中一个是在漕桥镇,但这次调整却安排在了雪堰镇。”顾春平举例说。
这是个小问题。大问题是,常州这样给自己以及自己的小城镇这样规划定位行不行。
常州处在被称为“世界第6城市群”的长三角城市群中。人们的共识是,这个地区要统一规划,差异发展。整个地区的交通框架的搭建和各个城市的产业的定位是各个城市自我规划与定位的前提。
“现在虽然16个市的市长,江浙两省的省长都会进行不定期的会议,但是,显然很多重要的东西还没有确定。”顾春平说。
戴德梁行(投资顾问公司)日前的一个调查显示,上海与浙江产业同构性相似系数达到0.76,上海与江苏达到0.82,江苏与浙江则达到了0.97.按照国际惯例,一国内地区间的相似系数上限为0.90.“广东省已经组织了专家对珠江三角洲城镇群进行论证,并出台了规范,但是长三角地区还没有。”顾春平说。他提到的这个规范是2006年7月28日出台,11月1日开始实施的《广东省珠江三角洲城镇群协调发展规划实施条例》。
而苏南各市进行城市总体规划时,所要衔接的规划和依据,只有《江苏省城镇体系规划(2001-2020)》和《苏锡常都市圈规划(2004-2020)》。
而在未来,这样一份涵括整个长三角区域所有城镇的规划终究会出现。可以想见的是,小镇变城的同时或许还要经历艰难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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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小镇发展史
19世纪末,英国社会活动家霍华德提出的田园城市模式。其理论基础是“城市-乡村磁铁”,也就是在大城市周围建立一种城乡优势互补、功能多样、环境优美的新型城市。
20世纪20年代,作为霍华德的追随者,英国的恩维提出了卫星城理论,他主张在大城市外围建立卫星城借以疏散人口,控制大城市规模。多年来,先后发展了三代卫星城:第一代为卧城;第二代为半独立卫星城;第三代为独立的卫星城。卫星城模式曾是二战前后十分流行的模式。
1944年,英国的阿伯克龙比建议在伦敦周围建新城,以限制伦敦的地域扩展。他建议在伦敦绿带外面几英里处建立8座对中心城没有依赖的新城。1964年英国议会通过“新城法”,以推动新城建设。新法公布后5年内,在伦敦外围新建了7座新城。早期的新城规模较小,平均规模为5万人。上世纪60年代起开始第三代新城规划,对布局和规模做了相应调整,规划人口扩大为25万至30万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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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地区小镇发展史
1、汉代,苏南浙北一带城镇已经有很大发展,产生了县城以下的一定数量的乡镇。隋代大运河开通后,沿河一线城镇均发展蓬勃,一些城镇扩大成为著名的漕粮转运口岸和商业都会。唐代以后,此地为主要贡财赋税之地。
2、清代,尤其是清代中后期,长三角地区人口迅速发展,以至于出现人多地少的矛盾,导致部分农民弃农经商,人口向城市聚集,促进了城镇的发展。
3、鸦片战争之后,上海凭借港口优势得以发展。1908年,沪宁铁路通车。沪宁沿线交通便捷,沿线镇江、常州、无锡、苏州等城镇迅速发展成为有近代工业、交通、商业的新兴工商业城镇。城镇的性质、规模、用地布局都发生很大变化。
4、建国后,中心城市及其所辖乡镇均得到稳定发展,逐渐向具有多层次、有合理规模的城镇发展、新兴工业如冶金、机械、化工、无线电、仪表等不断兴起,随之带动一批工业镇的兴起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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