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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以农业银行现在公布的数据——高达25％以上的不良贷款率,35000亿元以上的总资产所需要8％的资本充足率,要一次性实现不良贷款率在8％以下,资本充足率达到8％以上——也至少需要5700亿元左右的注资,大约为700亿美元左右,远远高于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改制的注资总和
2005年8月24日,在中国农业银行(下称农行)网站首页上,第一次全文刊发了农行的年报(2004年)。对于长期以来财务信息并不透明的农行来说,这是一个较为积极的信号。
在以往,农行都会精心挑选一些数字和比率在媒体上公布——自然是振奋人心的好消息,诸如利润增加、不良贷款“双降”等等。但由于这些数字支离破碎、口径也难以做到清晰一致,外界一直无从评判其真实内涵。
事实上,农行历年公布的年报一向迟于其他三家银行,一般要等到来年的10月才出具上一年度的财务数据。更加令人不安的是,据权威人士透露,自2001年财政部、人民银行、银监会推动商业银行会计准则和国际接轨,并要求进行信息披露以来,农行迫于会计准则调整的压力,甚至曾经提出过申请虚报财务信息以求账面盈利的下策。
自2003年始,中、建、工三行轰轰烈烈的财务重组和“综合改革”已逐次展开,其中建行更是已走到海外上市的前沿,这对农行的压力可想而知。据了解,农行已连续三次向有关部门申报了改革方案,但经多轮讨论至今没有任何结果。“我们怀疑,连农行自己都不掌握全行真实的财务状况。因此很难确定何种改革模式才能避免在农行造成更大的道德风险。”国有银行改革领导小组的一位权威人士向《财经》表示。
此次农行公布的年报数据,其真实性仍难以逆料。然而种种迹象表明,真实披露正是注资改革得以进行的基础,财务报表中的难言之隐始终将是农行改革难以逾越的关卡。
坏账知多少
2004年的农行年报不经意间透露了一个重大信息：中国农业银行所有者权益骤减了599.01亿元。财务报表的附注第十三条如是解释：“主要是为准备全面综合改革,按审慎会计原则,充分计算风险和损失情况,合理扣减资本。所有者权益因划转长城资产管理公司资本金,全面反映以前年度政策性亏损,和其他财务损失等因素调减所致。” 这使得农行现有的所有者权益减少到780.63亿元。
《财经》向财政部和农行咨询这一调整的缘由和进一步解释,但几经周折,均未获明确答复。
在这599亿元中,划转长城资产管理公司资本金的说法不难理解。1999年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各出资100亿元注册资金成立资产管理公司时,注册资金多用固定资产甚至挂账的形式冲抵,均未能完全到位。除却这个因素,按照年报的说法,农行此次被冲减的逾500亿元主要是用于调减以前年度政策亏损和其他财务损失。
蹊跷的是,农行自2001年以来公布的不良贷款总额,大体均在7000亿元上下波动。2004年的不良贷款余额和上年相比也只相差了几十亿元而已,并未发生数百亿元的激增。那么这近500亿元的坏账核销,究竟是2004年新增产生的,还是一直存在并未予以披露的部分？如果是后者,这意味着农行一直存在着关于不良贷款的“第二套数据”,而真实的数字究竟是多少仍不得而知。
事实上,在农行的年报中,一些基本的统计口径仍然模糊不清,比如何为政策性亏损？所谓“全面反映”,是否代表政策性亏损已经一次性提足？政策性亏损乃至政策性业务在农行占多大的比重？年报均未说明。
《财经》曾获得一份2001年农行年报原件,根据这份年报,农行的常规业务和专项业务的不良贷款比率分开进行了披露：按贷款四级分类标准(即“一逾两呆”,目前已不作为银行划分贷款风险的主要标准——编者注),2001年农行不良贷款占比为35.06%,其中常规业务不良贷款占比28.72%,专项业务不良贷款占比66.35%；按贷款五级分类标准,2001年,农行不良贷款占比为42.12%,其中常规业务不良贷款占比35.84%,专项业务不良贷款占比高达73.55%。
2001年年报公布农行的贷款共为16461.78亿元,通过简单计算可以得到：当年农行的常规性业务为13720.33亿元,不良贷款为4917.37亿元；而专项业务贷款为2741.48亿元,占总贷款的16.7%,但不良贷款为2016.36亿元(均为五级分类的口径)。
按农行的说法,常规业务显然指的是一般商业性贷款,而所谓“专项业务”应该带有政策性的背景。农行如此划分,显然意在向世人表示：自己在一般性商业贷款上,不良率水平和其他三大国有银行不相上下,拖累农行的不过是政策性业务。然而所谓专项业务与政策性贷款之间是何种对应关系,农行却一直未有明确说明。
外界一般认为农行的政策性业务至少由以下几部分组成：一是扶贫专项贷款和小额农户贷款,二是农村基本建设贷款如小水电建设,三是乡镇企业贷款、供销社贷款等农村工商业贷款。农行的有关负责人曾在一些场合披露,农村小水电的专项贷款不良率达到60%-70%,而供销社贷款的不良率几乎是百分之百。不过2004年年报对此也并没有提供更细分的数据。
农行在商业贷款与政策性贷款的划分上的模糊态度,在一些业内人士看来,正是为了获得更多的注资,进而将一般商业行为产生的不良贷款当做政策性亏损冲销掉。事实是否如此,只有通过更为严格的外部审计才能获知。在此之前,这显然为决策机关制定相应的注资重组计划造成了技术上的困难。
迟到者农行
“在2001年实行新的会计准则以来,农行年年都向国务院打报告,要求不要在年报里披露或有限披露财务的真实情况,”近日有权威人士向《财经》证实。事实上这一消息早已是银行界半公开的秘密。
2000年以后,随着一批股份制银行在中国A股市场的陆续上市,中国银行界在金融会计准则、报表指定和披露方面逐步与国际通行做法靠拢,而农行则日益力不从心。
2000年9月,以民生银行上市为契机,中国证监会公布了《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明确规定上市和准备上市的银行要对公众披露贷款五级分类结果。民生银行成为中国首家公布贷款五级分类结果的银行,被当时舆论认为开“透
实施五级分类法不仅仅是更科学地衡量贷款的风险程度,核心更是要求银行据风险资产适时提取准备,使得银行的财务信息更加符合经营的真实状况。为了首先解决上市银行的会计标准国际化问题,2000年12月,财政部首先发布了《公开发行证券的商业银行有关业务会计处理补充规定》,对于上市银行的呆账准备计提、核销与风险认定等方面都作了具体规定,并要求上市银行从2000年开始执行。其中规定,对于呆坏账的核销,“上市银行发生的贷款呆账损失、坏账损失、待处理财产损失等,按照管理权限分别由董事会或股东大会批准后于年度终了前予以处理,不得挂账”。这一规定简而言之就是四个字“真实提呆”,即按照贷款的真实的风险分类状况提取呆坏账准备金。
这对农行的压力是不言而喻的,因此农行一度希望其适用范围限制在上市银行。然而2001年5月,财政部先后发布了《金融企业呆账准备提取及呆账核销管理办法》和《金融企业会计制度》,即银行业内经常说的2001年的金融会计制度,这使得国内的银行会计制度和国际制度已经基本接轨,并将贷款的风险分类方法、准备金的提取问题全部包括在内,对金融企业具有很强的约束力。
2002年5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商业银行信息披露暂行办法》,要求银行应于每个会计年度结束后的四个月内披露年报。办法仅对城市商业银行给予了五年的过渡期,其他所有商业银行都要在办法公布之日起马上施行。在四大行中,中国银行于3月底率先披露了年报,中国工商银行的年报在4月底推出,6月5日中国建设银行的年报问世。这些年报的内容虽然与上市银行披露的信息还有距离,但在人们普遍关心的一些数据上披露已相当详尽。
2003年银监会成立后,对商业银行的信息披露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也是从2003年开始,中行和建行分别邀请普华永道和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对年报进行外部审计。工行到2004年为止,也请安永对其16个省分行进行了外部审计,并在2005年扩大到所有分行。
然而,农行的动作却姗姗来迟。这与农行在四大行中不良资产最多、不良比率最高、冗员和机构最多、政策性业务也相对最大的窘境不无关系。直到2002年的10月23日,农行才在其网站上公布了年报的部分内容,可是信息相当有限,甚至连最基本的不良贷款率等财务信息都空白。
此后几年,对于不良贷款的数字,农行一直进行“选择性披露”。2003年农行只公布了四级分类法(即“一逾两呆”)口径下的不良贷款比率,热烈地宣传自己不良贷款“双降”。一直到2004年1月,农行才开始公布五级分类的数据,至今农行也没有像其他三行一样披露贷款风险分类的具体数字。外界很难获得农行完整的财务报表,“我们的资料室里也没有完整的各年度年报”,一位农行内部人员称。
至今,农行的网站上只有2004年年报,9月中旬刚刚新增的2003年年报PDF版本几天后即被撤下,而在其他三家国有大银行的网站上,则都能下载1998年以来的全部报表。
不清晰的报表
农行信息披露的滞后不乏“苦衷”。因为只有如此,才能保持形象、维持市场竞争的地位,这是银行生存的生命线。流动性的保持、利润的由来、不良贷款率分母的加大都依赖于此。
农行的贷款增长率一直都超过四大行的平均水平,近年来,农行更成为四大行中最为“进取”的银行。2004年农行年报透露,农行的存款连续两年在四大行中拔得头筹。农行在市场营销当中的口号“抢、挖、保”,“力争市场占有率”等,用心可见一斑。2003年开始的宏观调控中,四大行的贷款增长速度受到了严格的控制,但农行是个例外。事实上,农行也因此曾遭到了监管当局的批评。
从农行2004年年报可以发现,当年农行贷款增加了3000亿元,但期限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长期贷款增加了一倍,达到16653亿元,短期贷款减少了4000多亿元,缩减为9246亿元。在专家看来,这显然是为了逃避宏观调控,把大量短期贷款转为了中长期贷款。
如此操作的另一个目的,正如银监会统计部主任刘成相在2005年银监会工作会议上直言：“商业银行可能通过贷款重组、借新还旧等形式,将不良贷款显现的时间延后,达到本期不良贷款下降的目标……商业银行当年或短期的不良贷款的下降有很大的操作余地。”
近年来农行的贷款增长速度超过了其他三家银行,而五级分类口径不良贷款的余额变化不大,一直保持在7000亿元左右。这样,农行的不良贷款率在分母不断加大而分子基本保持不变的状态下有所降低,每年都能下降几个百分点。
另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根据农行及其他三家银行的年报数据加权平均,得到四大行不良贷款的比率,要比央行或银监会在年初公布的数据低得多。银监会统计部有关官员表示,他们的数据是“权威”的,四大行对银监会收集的数据具有“法律责任”。在此前提下,如果假设其他三家银行的数据更为可信的话,农行实际的不良贷款率要比其自己公布的更高。
农行计算利润的口径亦“独树一帜”。农行罗列了经营利润、营业利润、净利润、税后利润等各种概念,力图展示农行近年来盈利能力大幅度提高的形象。农行2002年全行实现经营利润112.73亿元。 2003年年报显示,全行实现经营利润196.4亿元,实现税后利润19.22亿元。2004年年报则称农行实现经营利润319亿元,在核销财务损失235亿元后,净利润达到84亿元。
农行在年报里从未交待所谓经营利润的含义和构成,事实上这并非会计制度里通用术语。按营业利润的口径,农行近几年则全部为负数。2005年初银监会曾不点名批评个别国有商业银行披露的未分配利润与真实情况相差很大,外界普遍认为所指正是农行。
农行与其他国有银行及全部商业银行在贷存比上存在系统性差异,这导致了农行“名义上”的流动性风险。在四大国有银行中,截至2004年底,农行的本外币贷存比为74％,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分别为71.8％、65.3%和66.2%,三家国有银行加权平均为68.5%。因此,农行贷存比平均比其他三家国有银行高5.5个百分点。包括农行在内的全部商业银行贷存比为70.3%,比农行低3.7个百分点。
至于成本收入比(营业费用/营业收入)——这一业界用来衡量国有银行盈利和竞争水平最重要的指标,农行年报的数据出现前后不一致的现象。财务概要里披露成本收入比2004年为62.53%,2002年为69.01%。但是,根据年报披露的营业费用和营业收入的数据,可以换算出农行的成本收入比在2002年－2003年期间都为70%左右,在四大行里为最高。如果按2004年报里公布的数据,成本收入比则高达90％。同年,工行成本收入比为41.98％,建行下降至39.17％,中行则保持在40％的水平。农行年报则没有交待2004年营业费用暴增的原因,也未公开成本收入比的计算方法。
缺乏一张清清白白的财务报表,农行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那就是改革方案始终无法出台,农行和其他三大行的差距更是在迅速拉大。直到进入2005年以后,农行才宣布经过招标,决定由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对农行四个省分行当年的业绩进行外部审计。
整体与拆分
农行的改革方案至今仍未进入成熟阶段。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国家希望把银行体系从高危解救出来,农行不可能破产关闭,改革只是时间问题。但因为“涉及金额大,道德风险大,能不能成功很令人怀疑”,国有银行改革领导小组的一位权威人士表示。
2003年10月农行即上报了改革方案,此后两年多来,至少上报了三次改革方案。据悉,农行的方案大体与其他三行模式类似,也是成立集团公司和股份公司,剥离出坏账、补足资本金。这对农行而言是无需伤筋动骨又能享受政策优惠的最佳方案,但却迟迟未获批复。
整体改制还是拆分改制一直是国有银行改革中的一个争论重点,主要考虑的难点有二：一是国有银行一般规模巨大,资本市场是否能承受无法准确估算；二是按行政区划设置的国有银行分行间差异性也较大,单一改制是否能适应所有地区需要。如果说,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毕竟主要从事城市地区商业银行业务,规模相对小、城市间差距亦不明显,因而可以整体改制,农业银行改革却不能回避整体改革与部分改革的问题。
关于农行的改革,在学界很重要的一种意见就是分拆。具体的分拆方式大致分为以下几种：
其一,是按区域分拆成若干个中小银行。但这已遭到了来自农行最强烈的反对,农行行长杨明生多次在媒体上驳斥这一方案,“(将农行)分拆成几个小银行是不可能的,从来没有这种安排和研究,不符合农行的实际,也不符合中国的实际。农行如果要上市,那是整体上市,不是分拆。”
其二,是按政策性业务和非政策性业务拆分,可以考虑把农村的政策性业务剥离出和农发行合并。但有反对意见认为由于农发行现在规模很小,局限于粮食收购环节,目前经营上也并不成功,本身可进可退,所以农行的政策性业务部分并无迫切需要和农发行合并,可以单独成立农村政策性银行。
其三,按照业务拆分的原则,把涉农业务和非农业务分离,组建农业信贷银行和农行股份公司,后者是纯粹的商业银行。
总行管理部门相应成立中国农业银行集团,持股两家银行,农行股份公司可采取中、建两行的模式实施财务重组和改革上市。农业信贷银行可由国家如汇金公司实施分步骤的注资,由中央银行给予低息支农再贷款补充流动资金。
在所有制和法人治理结构上,农行集团和汇金共同控股农业信贷银行,保持其国有独资或国有控股性质；在适当的情形下,农行集团可通过农业信贷银行并购农发行的部分机构。农业信贷银行与农行股份保持系统内的战略合作关系,农业信贷的盈余资金可按上浮利率的协议存款形式委托农行股份管理,双方共享支付清算系统,使用单一的信用卡中心和资金交易中心,共享信息资源。但是必须实行严格的独立核算。
事实上,无论采取哪种分拆方式,抑或按照农行要求直接进行财务重组,农行都面临同样的难题,即政策性业务和亏损如何辨识和划断。因为,这正是央行“花钱买机制”的改革理念题中应有之义,即在中国经济增长、利差稳定的良好宏观环境条件下,正向激励四大行尽可能努力创造利润、核销坏账、提取拨备,账务基本持平后国家再补充资本金一步到位。
即使以农行现在公布的数据：高达25％以上的不良贷款率和35000亿元以上的总资产所需要8％的资本充足率,要一次性实现不良贷款率在8％以下,资本充足率达到8％以上,也至少需要5700亿元左右的注资,大约为700亿美元左右,远远高于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改制的注资总和。
如果按目前农行希望的,由国家一次性弥补历年的损失,补足资本金、完成财务重组,那造成的结果则会是最差的银行获得的国家支持最多,这又如何能在四大行里体现“奖优惩劣”的机制？又怎样激发银行内部的改革动力？
“总之,目前决策层对如何辨析、解决农行的问题还在思考中,还没有形成成熟的思路。” 央行一位官员称。但对于农行来说,首当其冲的仍然是财务数据的真实性和披露问题,其次是政策性业务和商业性业务较为科学和严格的划断,最后才能考虑如何以商业银行的要求来探讨财务重组和综合改革的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