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转基因”的讨论应当基于事实的基础，尊重科学的规律。事实上，在这场讨论中出现了太多的谣言：从“普兹泰因证明转基因有害而受排挤”，到“转基因玉米杀精”，最经典的是“洋快餐使用六只翅膀的转基因鸡”……此前，《新知周刊》陆续驳斥过这些谣言。
其实，转基因作物早已深入我们的生活———它们就在你身上。有数据显示，中国目前种植的所有棉花中，转基因抗虫棉份额接近70%。
上世纪90年代，中国的棉花产区连续爆发大规模棉铃虫灾害，一些地区甚至因此绝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转基因抗虫棉称得上是中国棉花种植业的“拯救者”。不过，近年来对转基因抗虫棉的指责越来越多，其中有一些听起来颇有道理。比如说，转基因抗虫棉虽然压下了棉铃虫的危害，却让盲蝽蟓悄然上位。有人引用达尔文理论说，一种生物被压下去，另一种生物会取代它的生态位。但记者经过在河南、安徽棉产地的调查发现，其实盲蝽蟓的威胁远没有棉铃虫严重，它的上位和达尔文理论也没有太大关系，只是因为种植抗虫棉之后，一些农民几乎不再使用农药。所以，只要恢复一定的农药使用量，盲蝽蟓很快就被压了下去。
还有人声称，“转基因棉花种植面积下降，农民弃种转基因棉花”。中国棉花种植面积大规模下降是事实，但这是由经济原因导致的，而非转基因抗虫棉存在问题。而现在棉花的减产，还带来一个附带效应：棉铃虫因为没有毒棉花可吃，数量猛增，开始威胁其他作物。这足以证明，转基因抗虫棉的产业效应和生态效应是正面的。
公众对转基因的忌惮和抵触很大程度来自于科学知识的缺失，这就需要专业人员更多地提供相关的信息，也需要国家对转基因的政策更加公开、透明，在专业交流之外，更多主动地和公众交流。社会普遍信任的缺失也是公众“谈转基因色变”的重要原因，改变这个现状需要社会的整体进步。
当然，转基因并非没有问题。拿我国的转基因抗虫棉为例，知识产权保护就是个很大的问题。和很多本质上不育的杂交品种不同，转基因植物的种子往往是可以发芽生长的。虽然在引种时会签协议，让农民不种植二代的种子，但农民往往不执行这种协议。这也必将影响未来我国的转基因种子产业。此外，虽然我国在国家层面对转基因作物进行了严格的审查，但在推广种植时却存在着监管不力的问题。中国有众多的种子公司，致使转基因棉花的种系相当混乱。如果未来引入更多的转基因作物，不力的监管可能造成新的问题。
无论转基因技术有什么优点和隐患，现在它还在人们的控制之中。如果专业人士能够以严谨认真的态度对待这种技术，增加和公众的主动交流，而更多的公众能够放弃偏见，多了解相关的知识，减少“莫名恐惧”，相信转基因技术能够得到更好的应用，更多地造福于我们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