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王梓
实习记者 喻平 周婷
北京报道
“贸易是中国成功的核心因素之一。令人愉快的是，世界银行与中国在贸易领域也有着硕果累累的实质性合作关系。”日前，世界银行副行长丹尼·利浦泽格(Danny Leipziger)在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题为《实现多哈议程发展承诺》的演讲中评论道。
利浦泽格现任世界银行主管扶贫和经济管理的副行长，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东亚经济发展模式有深入研究。在兼有经济学副教授和官员双重身份的他看来，如果2015年可以消除所有贸易壁垒，“新的贸易模式将创造3000亿到3500亿美元的新价值”。他特别指出，农业贸易进展对减少贫困有重大意义。农业贸易保护主义严重，而贫困人口往往来自农村，消除农业壁垒带来的利益将占上述3000亿美元新价值的三分之二，即2000亿美元。
利浦泽格说，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五大农业出口国，第四大制造产品出口国，并有望在2015年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实体”，所以继续贸易开放的政策符合中国的利益。就多哈议程与中国农业的关系以及中国发展模式等问题，利浦泽格先生接受了本报专访。
多哈议程：“我们的时间不够了”
《21世纪》：多哈议程在农业上会取得哪些具体进展？
利浦泽格：就农业上的具体进展而言，过去一周左右的时间里，美国与欧盟都已经提出了各自的提案。但是世界银行认为，双方的提议都存在不足之处，原因在于所谓的“可排除在外产品”。如果(在所有产品中)对百分之八或者只是百分之三的产品仍然进行严格保护，贸易全球化可能带来的好处就会大幅度减少。美国人提议的比例是百分之一，看起来不多，然而这取决于到底什么产品被归入其中。如果日本只有百分之一的“可排除在外产品”，而日本正好排除了大米，后果就会很严重。
我们仍然处在谈判的前期阶段，但距离十二月份的世贸部长会议只剩六周时间了。考虑到目前政治经济因素的影响，各方——尤其是作为很多国家联合体的欧盟——都很难迅速拿出一套新的方案。所以世界银行行长、世界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和世贸组织总干事拉米都忧心忡忡地表示，“我们的时间不够了” 。
韩国模式可资借鉴
《21世纪》：您对东亚特别是韩国发展政策有深入研究，并出版过相关专著。韩国尤其是它的农业发展模式对中国有何借鉴之处？
利浦泽格：就韩国来说，大致有三方面可资借鉴。第一，韩国的经济模式显得更为灵活，这让它在迅速改变自身结构方面具有优势。如果你看看韩国在上世纪70—90年代和现在的出口情况，主要出口产品几乎一直在更新——从纺织品到初级加工品，再从机械产品到现在的电子产品。资源可以更顺畅地随市场需要而不受阻碍地流动集中，这点也许值得中国学习。
第二，人力资本的培养。跟中国一样，韩国重视在基础设施上的投资，但从生产功能理论来看，人力资本及技术有着同样的重要地位。随着全球化的进行，劳动力所需的技能也在发生急速变化。韩国在适应时代要求培养新型劳动力或新型农民方面做得很好。
第三，加强研发与市场的联系。韩国的研究成果能很好地抓住市场需要，在软件和农产品方面都是如此。如何建立一套有效的转化机制，应该是很有意思的课题。
《21世纪》：您觉得农村的金融支持问题应该如何解决？
利浦泽格：与政府的参与相比，也许更重要的是建立较为完善的基层金融体制，在这种机制下私有机构也可以参与到“资本的自然流动”中来，从而确保农民可以及时得到必要和稳定的资金。向农村提供贷款或担保，银行利率是一个因素，土地政策是另一个因素。在印尼，农村信贷市场很繁荣，因为他们知道这些土地能产生很大利润；而在中国，即使有三十年的使用权，这些土地看起来还是不够吸引人，有很多的因素——例如土地转让限制等——在阻碍着农业用地的稳定盈利。因此人们不愿意贷款给农民，也不大情愿进行担保。
用“拉美化”描述中国不确切
《21世纪》：世行行长沃尔福威茨先生上个月指出，中国发展面临非经济因素，如法制、公民社会等挑战。您如何看待这些问题？
利浦泽格：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我更倾向于从经济视角来分析问题。我认为你提到的问题很大程度上可以通过经济因素的改善得到解决。我们谈到了公司治理制度的完善、政策的透明度，也谈到了利率的作用，这些都影响着投资者对利润的分析，进而影响这个地区的发展前景。
《21世纪》：您在世行曾长期担任拉美地区金融、私有部门和基础设施局局长，您认为中国和拉美存在可比性吗？
利浦泽格：这是个有趣的问题。在很多方面，中国都表现得比拉美好，比如20世纪90年代拉美的平均年增长率在1.5%左右，而中国达到了9%或10%。我认为在快速增长中有可能出现收入分配的问题，但它与增长缓慢甚至不增长的经济体中出现的分配问题是不同的。因此，在研究发展的时候，同样0.5的两个基尼指数，根据其所属的不同经济状况，我会把它们作为不同的数字来看待，正如我比较中国和拉美的状况一样。
当然，不同地区可以互相借鉴。在劳动力市场方面，拉美可以向中国学习，拉美提供的新就业机会远远不够，原因之一在于劳动力市场的法规限制过于严格。中国至少为国内的流动劳动人口，比如农民工，提供了半正式的雇佣身份，与正式工人工资福利有所区别的一种身份。这也许远非理想状态，但至少比拉美流动人口劳动力没有任何保障的完全非正式身份要强。同样，拉美国家在公用事业私有化方面，以及在由于治理不力而造成的金融危机方面，也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许多宝贵经验。
《21世纪》：能否评价一下中国和印度这两大发展中国家在工农业政策上的区别？
利浦泽格：过一段时间我会访问印度。印度在基础设施投入上明显落后于中国：他们较少得到政府在大型公用事业上的支持，政府对基础设施的财政拨款比例不够大，对农业的相关补贴也没有中国多，这些都可能导致印度的经济增长率落后于中国。
总体来说印度的发展很令人振奋，在很多方面的成就也非常值得重视。他们在教育业、服务业以及IT行业都位居前列，在过去十年中经济是呈强势增长的。所以虽然存在不足，我仍然认为印度发展战略的总方向没有问题，而且这个经济体一直在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