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和刚刚闭幕的“两会”，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供给、增加农民收入、建设现代农业和社会主义新农村提出了更高要求，做好新时期的“三农”工作，要以十八大精神为指导，深入研究农业农村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准确把握新要求新任务，科学谋划新思路新举措。

农产品需求刚性增长，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面临新挑战。随着人口总量增加、城镇人口比重上升、居民消费水平提高、农产品工业用途拓展，我国农产品需求呈刚性增长。虽然粮食连年增产，但主要农产品供求仍处于“总量基本平衡、结构性紧缺”的状况。由于需求的强劲拉动，我国玉米等仍出现净进口，大豆外贸依存度持续处于高位。同时，消费者对质量安全极其关注，要求越来越高。因此，确保农产品总量平衡、结构平衡、质量安全的任务十分艰巨。这就要求必须坚持不懈地加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建设，从国情出发对重要农产品进行战略平衡，确立战略发展优先序，着力强化农产品市场调控，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努力提高质量安全水平。

农民收入实现倍增目标，广辟增收渠道、保持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面临新挑战。十八大提出2020年城乡居民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按照这个目标，未来几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须保持在7%以上。目前，我国农民增收的基础还不牢固，实现这个目标有一定的难度。从收入构成看，2012年家庭经营收入占比已下降到44.6%，但仍是农民收入的主要组成部分；工资性收入占比上升到43.5%，成为农民增收的主要推动力；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虽然也在增长，但两者之和占比仅为11.9%。实现农民收入倍增目标，必须适应农民收入结构变化，千方百计拓宽农民增收渠道，稳定增加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创造条件增加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特别是要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形成合力促进农民增收的良好局面。

农业生产经营进入高投入、高成本阶段，提高农业比较效益、保护农民生产积极性面临新挑战。近年来，我国农业生产成本快速上涨，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持续攀升，农业土地租金和融资成本不断上涨，原来忽略不计的人工成本也因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出而快速提高。与此同时，农业比较效益持续下降。据统计，2011年小麦、水稻、玉米每亩净利润分别仅为118元、371元和263元。如何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成为一个新的课题。这就迫切要求健全农业生产补贴和农产品价格支持保护制度，加快培育专业大户、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大力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和农产品精深加工，改善农村金融服务，不断提高农业生产比较效益和农产品竞争力，使务农种粮有效益、不吃亏、得实惠。

农业产业结构、生产经营方式深刻变化，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面临新挑战。随着农业发展形态的变化和农业市场化程度的加深，现代农业的内涵和外延不断演进。种养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等大量涌现，并逐步成为发展现代农业的领军力量，农业规模经营比例明显上升。农业产业领域加快向产前、产后延伸，分工分业已是大势所趋，新的产业形态不断涌现，现代农业已发展成为一二三产业高度融合的产业体系。过去的土地经营方式、农业生产管理方式以及生产与金融服务，已不能完全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这就迫切需要改革传统生产经营方式，在坚持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不断增强农业农村经济发展活力。

农业资源利用强度高、转化效率低的矛盾日益加剧，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面临新挑战。当前农业生产的要素和环境已绷得很紧。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扩张，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压力越来越大，耕地土壤污染状况日趋严重。特别是我国已进入严重缺水期，全国农田灌溉用水缺口达300多亿立方米。自然灾害多发频发，近10年来年均因灾损失粮食600亿斤以上。农业生产废弃物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也愈显严重，化肥、农药、农膜的过量低效使用造成面源污染、土壤退化，畜禽养殖和农村生活垃圾污染日益凸显，近海渔业资源过度利用导致渔业水域生态恶化，草原生态恶化的趋势尚未根本扭转。可以说，当前资源消耗型农业发展模式已难以为继，必须按照“建设生态文明”的要求，尽快构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农业发展模式，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

农业劳动力结构性不足问题突出，培养新型职业农民、保证农业发展“后继有人”面临新挑战。近年来，我国农村劳动力大规模转移就业，农业劳动力不断减少、素质结构性下降，关键农时缺人手、现代农业缺人才、新农村建设缺人力问题日益突出，农户兼业化、村庄空心化、人口老龄化日趋明显。许多地方留乡务农的以妇女和中老年为主，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比重超过50%。农村实用人才占农村劳动力的比重仅为1.6%，受过中等及以上农村职业教育的比例不足4%，生产经营性人才严重缺乏。占农民工总量60%以上的新生代农民工不愿意回乡务农。“谁来种地”成为一个重大而紧迫的课题。必须把培养新型职业农民作为关系根本的大事来抓，通过政策吸引、技术培训等，培养造就高素质农业生产经营者，确保农业发展“后继有人”。

工农城乡发展不平衡的矛盾依然突出，建立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关系、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面临新挑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农城乡关系发生重大而深刻的有利变化，但工农城乡发展不平衡的矛盾仍然突出，制约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深层次障碍依然存在。在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基本解决后，现阶段主要是城乡要素交换不平等、城乡资源配置不均衡、农村资源流失严重，短期内这种趋势还难以扭转。农村公共服务依然滞后，公共投入的数量和比重仍然偏低，进城农民工面临着城镇落户、平等就业、社会保障、住房租购、子女上学等困难。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切实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推动完善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关系，推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有序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真正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的新型工农和城乡关系。

这些新情况新变化表明，我国农业发展真正进入了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的新阶段，农业生产经营方式真正进入了由传统小农生产向社会化大生产加快转变的新阶段，工农、城乡关系真正进入了深度调整和互动融合的新阶段。做好“三农”工作必须始终保持忧患意识和机遇意识，深入研究新情况，科学应对新挑战，着力做到“两个加快”：一是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把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农业发展质量和效益上来，使农业发展更多依靠科技进步、设施装备改善、劳动者素质提高驱动，着力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市场竞争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二是加快农业的组织和制度创新，在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基础上，着力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

当前，建设现代农业，深化农村改革，要在“六个完善”上下功夫：

完善农业基础支撑体系。不断夯实基础设施、装备条件、科技进步、人才队伍等现代农业发展的基础支撑。重点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大规模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和中低产田改造，推进种养业生产设施建设和更新改造，优化农机装备结构，加强农业信息化建设。深化农业科技体制改革，加大农业科技投入，加强农技推广机构队伍和基础条件建设，推进现代种业实现重大突破。大力实施人才强农战略，加快培养新型职业农民。

完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大力发展农业产业化和农产品加工储运业，推动农业产业链向产前、产后延伸，促进产加销一条龙和贸工农一体化。鼓励和引导农民发展专业和股份合作，完善龙头企业与农民、合作社的利益联结机制，提高农民在产业链中的收益分配比例，实现龙头企业、合作社与农民共舞共进共富，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

完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坚持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引导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大力培育种养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龙头企业、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等新型经营主体，切实创新农业生产经营体制，稳步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需要注意的是，土地规模经营发展速度要与当地二三产业发展水平、农村劳动力转移程度相适应；发展规模经营要以农民为主体，同时鼓励工商企业投资农业，为农户提供产前产中产后服务，防止土地“非粮化”和“非农化”。

完善农产品市场体系。科学布局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支持建设一批国家级产地市场、区域性产地市场和农村“田头市场”。大力发展农产品现代流通方式、新型流通业态和农业会展经济，积极发展农产品连锁经营、电子商务和“农超对接”、“农社对接”等直供直销模式。加强国际国内农产品市场信息收集、分析、预测与发布，为生产经营者提供及时、有效的信息服务。完善市场调控机制，努力保持粮棉油糖等大宗农产品市场稳定、价格合理，防止鲜活农产品及小宗农产品价格大起大落。

完善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把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放到更加重要位置，从市场准入、税费减免、资金支持、人才引进等方面加大扶持力度。总的方向是在充分发挥公共服务机构作用的同时，促进服务主体多元化、形式多样化、运行市场化。强化基层农业公共服务机构建设，在拓展服务领域、丰富服务内容、提高服务能力上下功夫，不断创新基层农业公共服务机构、机制与内容，切实发挥主导性作用。鼓励支持各类服务组织参与良种示范、农机作业、抗旱排涝、沼气维护、统防统治、产品营销、农资配送、信息提供等农业生产性服务。

完善国家农业支持保护体系。积极推动国家财政支出、固定资产投资、信贷资金结构调整，按照“总量持续增加、比例稳步提高”的目标逐年增加农业投入。完善农业补贴政策，增加补贴总量，扩大补贴范围，优化补贴方式，重点向种粮大户等新型经营主体倾斜。完善农产品最低收购价、临时收储政策和进出口调控机制，健全鲜活农产品市场调控机制和办法。积极推动农村金融机构创新、产品创新、服务创新，完善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政策。建立农业生态环境补偿制度，加快形成有利于保护耕地、水域、草原等资源的激励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