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发布，提出坚决破除体制机制弊端，坚持农业基础地位不动摇，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这是第11份姓农的“一号文件”，也是中央连续11年将“一号文件”锁定“三农”主题。
　　
本周内，该文件引发了舆论热捧。有舆论认为，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改革突破度大、政策精细度高，是中国农村战略二十余年之“逆转”，宣示中国开始全面发展现代农业，农民将成为现代农业的最终受益者。
　　
作为农业大国，中国“三农”政策走势也引起了外媒的强烈关注。路透社是最早解读今年“一号文件”的外媒之一。19日晚，路透社的报道将文件归纳为两点：食品安全、农村环境保护，认为中国将粮食安全提到了新高度，向既定的粮食自给目标努力。
　　
深耕“三农”研究的专业人士如何看今年的“一号文件”？本周舆情会客室，我们约请了三位专家对此话题展开讨论。
　　
农民权益得到保障，
　　
中国才能继续大发展
　　
南方日报：今年“一号文件”出来后，舆论评价是亮点纷呈，您觉得这次文件的亮点在哪？
　　
党国英：“一号文件”提出，完善农业补贴政策，提高补贴的精准性，使补贴真正流向种粮大户、专业合作社。此外，明晰农村承包地产权，这也是制度性问题，甚至决定全局。说到底，农民权益得到了保障，中国才能继续大发展。
　　
这次文件还提出，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让在城镇的常住人口实现市民化，让他们享有与居住地居民相同的基本公共服务。这些非常好，从人的基本权利来看，一个人在哪里有工作、有合法住所，就可以在哪里登记户口，这体现人身的平等。
　　
此外，人的财产权的平等要通过渐进的改革来实现，要改变农民的弱势地位，归根结底要让农民多挣钱。改革将让农民权利与城市化进程更匹配。
　　
胡靖：今年的“一号文件”和以往有很大区别，比如提出了“传统精耕细作与现代物质技术装备相辅相成，实现高产高效与资源生态永续利用协调兼顾”“制定传统村落保护发展规划，抓紧把有历史文化等价值的传统村落和民居列入保护名录，切实加大投入和保护力度。”这些都是新提法，不是一味盲目地强调现代农业，因为传统的农业技术经历过长期实践，很多还是很科学的。
　　
农村改革以市场为导向，也要制度和政策护航
　　
南方日报：除关注改革的亮点和综合性外，舆论将焦点还对准了市场化导向，称将为农村注入新活力。不过，也有人表达了担忧，您如何看待这些担忧？
　　
党国英：文件中最让我欣喜的是在“新型农业现代化”中概括出了“市场竞争力强”这一点，这是我们这些学者一直在争取和强调的。我国现在的粮食生产能力可以满足国内的需求，但付出的代价是成本过高，使得我们的粮食价格在国际市场上没有竞争力。如何增强市场竞争力，显然构建市场化的机制是关键。
　　
此外，文件还数次提到“农产品(000061,股吧)价格”，要求继续坚持市场定价原则，探索推进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与政府补贴脱钩的改革，逐步建立农产品目标价格制度。具体来说，就是在粮价低时国家对农户进行补助，粮价高时对消费者进行补助，这比高粮价要好。但这些改革措施归根到底都会涉及土地，必须从农地确地确权确股入手。
　　
贺雪峰：农村改革的最终目的是要保护农民、改善农业、发展农村，是要让农民更多分享现代化成果。农民人数众多，且是缺乏自我保护能力的弱势群体。这样看来，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并非只是完全任由市场来起作用，而是要有制度和政策安排。也就是说，基础性的、底线的、弱势与弱质的农村，当下显然还不是任由市场起作用的领域，一些基本性的保障权益纳入市场交易前必须仔细考量，同时建立相应的保障机制。
　　
胡靖：我们说要有制度和政策保障，并不是不遵循市场经济规则，而是要让市场在有引导的情况下发挥其积极作用。比如，在粮食问题上，广东是中国最大的主销区，但粮食自给率已跌到35%以下。如何让饭碗更好的端在自己手上，完全希望通过市场机制来发挥作用是否可行呢?纯粹市场导向，人们会有这样一种观念，“我有钱就买得到粮食，生产它干嘛？”这样粮食安全就会出问题，特别是在珠三角地区，能保持一定的播种面积已经很少。我了解到，江苏南部经济高度发展的地区，现在还有100多万亩的高产稻田保存下来，这给我们很好的启示。
　　
土地经营权抵押
　　
需慎重稳妥推进
　　
南方日报：“一号文件”提出，允许承包土地经营权抵押。对此有舆论认为，这是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一大突破，对此您怎么看？
　　
党国英：如果经营权只出租三五年，银行可能不会收押。如果经营权长久租售，一次性付清租售金，那银行可能会收押。如果借款农民还不起钱，银行拿到这块地的经营权，这意味着这块土地的承包权无意义。所以，经营权流转的期限长短非常重要，农民在承包权上的话语权越多，经营权就越不值钱，银行就越不愿意收押。
　　
目前看，将承包权和经营权完全分离，反倒不利，农民可能把经营权一次性出卖，而不是出租，保护承包权的政策初衷无从谈起。从这个角度看，本次土地制度改革有可能产生倒逼效应，比如承包权最终也可交易，政策或许因此有新的调整空间。
　　
贺雪峰：是否赋予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一直是学界争议问题，一派认为，赋予农民对承包地的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就可能导致农民失地，因此不应赋予；另一派认为，只有放开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农民才能获得更多资金的支持，从而可以更加有效地获得进行农业生产、发展现代农业所急需的资金。
　　
实际上，过去有些地方也尝试出台过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的地方性政策，但极少有银行愿意以农民承包地的承包经营权作抵押、担保而放款，原因是农地收益太少，地块零碎，难以经营，这样的抵押、担保风险太大。让承包经营权可以抵押、担保，将进一步复杂化农地产权安排，可能导致农地难以有效耕种，即所谓“反公地悲剧”，这一点尤其值得注意。所以，具体操作过程中，一定要十分谨慎，需要控制试点范围和幅度，慎重稳妥推进，边试边看，而不可操之过急。

南方日报记者 张学斌
　　
实习生 吴家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