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经济报道 年初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体面的职业，然而近期的一份报告却让人对此难以乐观。由社科院研究员党国英主持的这份报告显示，目前以主业为农业的农民月净收入为463元，而城镇居民月均工资收入为3994元，是前者的8.63倍。

更让人担心的是，每年巨额农业补贴并未提高农民收入，这项补贴在2012年已达1600亿元，今年据估计达2000亿元。其实，这不仅未提升农民收入，农业补贴可能也未增进粮食安全。据报道有农民得到补贴后也不愿种地，而是将土地转包或直接撂荒，进城打工。当然，农村劳动力流向回报更高的制造业、服务业是自然趋势，因此通过削平户籍等制度门槛、给予进城农民基本生活保障来促进这种流动，同时更大程度放开耕地流转，允许农民将承包经营权自由转让，才是提升农民收入的根本途径。目前不能指责农民，而应检讨现行补贴机制；毕竟，农业补贴不能以强留农民于农村为目标，目前唯一能做的是改革农业补贴制度。

当前农业补贴具有多种形式，既有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等，也有规定粮食最低收购价等，后者可视为隐性补贴。作为对建国后长期实施的“农业反哺工业”、牺牲农村优待城市政策的纠正，农业补贴具有合理性，国家也希望以此来缓和城镇化对农村的冲击。然而，农业补贴政策法治化程度低，规划性差，短期性特征明显，补贴程序不够规范透明，补贴目标和数额随意性强，补贴过程缺乏监督，也没有完善事后效果评估机制。在行政过程中层层渗透之后，最后落到农民头上的好处很少，无法弥补打工与务农间的收入差距，从而既不能提高农民收入，也不能鼓励种粮。此外，流通领域的隐性价格补贴也造成粮食积压、抬高以农产品为原材料的工业成本等弊病。

首先，补贴的方向和方式应更趋精细、明确，改变“大水漫灌”式补贴，更多向具有正外部性的补贴倾斜，如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农民教育培训、先进农业技术与良种推广等。其次，补贴行为应契约化。补贴不应被简单视为对农民收入的单向补助，而应是政府为实现鼓励种粮等目标，与农民达成的契约。为此应减少中间环节，让作为补贴发放者的行政主管机构直接面对农民，签订契约，并根据履行情况来调整契约。在法律方面，可把当前分散、低层次的农业补贴规定，整合为补贴条件、程序等明确的法律，政府可监督履行情况，农民可依契约维权。

当然也要看到，我国国情与西方不同，农业人口庞大，耕地小块分散，这种情况下维持契约化的成本会非常高。所以方向还是推动耕地流转，发展集约化现代农业，政府与那些大面积的耕种者达成契约，提高补贴效率。由此节省的资金可更多用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公益事业开展，及各地城镇化过程中的农民权利、福利保障，既让农村不再荒废而成为值得留恋的家园，也不妨碍城镇化的自然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