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指明了方向：“要不断探索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落实集体所有权、稳定农户承包权、放活土地经营权，加快构建以农户家庭经营为基础、合作与联合为纽带、社会化服务为支撑的立体式复合型现代农业经营体系。”

在全国政协委员、河北农科院副院长王海波看来，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并不是一句空话，而是对国家，对老百姓负责任的一种做法。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农业科学院原党组书记薛亮也表示了类似的看法。“现在农民到城里打工，和一部分家属一块儿进城的大概有2亿多人，在他们没有成为真正的城市居民之前，他们在法律上农村还有土地。这样一种制度设计，保证了农村人口向城市逐渐转移这样一个历史过程得以稳定地进行。而不至于像拉美国家发生过的那样。他们实行的是土地私有制，农民把土地卖了，短期内他拿了一笔钱。他进城想去打工，又不可能很快成为稳定的城里人。他把这点钱用完之后，找不到就业机会，就转为城市贫民，就在城市周边产生了大量的贫民窟。而我们国家的基本经营制度，就从根本上防止了这样一种现象的发生。”

全国人大代表、云南省农业科学院副院长李学林也认为，30多年前农村联产承包经营土地政策出台，可以说是中国在农村工作的一大发明，实现了农民从对土地使用权、经营权的拥有，到今天的逐步形成财产权。如果不坚持基本经营制度，农民占有的生产资料就会再次丧失掉了，历史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后果很严重。

代表委员们表示，我国人口基数大，农村人口多，在城镇化进程中，如此大规模的人口转移，平稳进行过渡是非常重要的。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那么怎样才算是适度呢？

代表委员们认为，这里的度，就是不要垒大户，不能改变土地用途，不能强迫农民土地流转。更不能着急，不能拔苗助长，不能把土地流转的快慢、土地经营规模的大小作为衡量农村改革成效的标准。

全国政协委员、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举了一个例子，“我到上海去，当地的区委书记跟我讲，‘就这么多地，我也可以垒大户，让这户人家种1000亩地，一年就可以有80万元的收入。但这1000亩地我也可以给10户人家，每户8万块钱的收入。’你说哪个方式好？对社会来说当然是后者更好了。所以我们讲‘三农’问题，不光是一个农业，因为还有农民呢。在目前，农民转移也不够充分，你说你那儿非要搞那么大的规模，别人都没地种，那社会就不公平。”

王海波也认为，土地流转，产权制度改革，包括农业现代化的推进，一定要带着审视的态度去看，更不能简单地从经济利益上来考虑问题。“这就像一棵果树，果树要长果子，我们摘果子，这个果子是谁的，它是个经济问题。但是它有树干，有树叶，有树根，对周围的环境生态有影响，这就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还是个社会问题。”

他分析说：“我国人口多，农民也多，如果土地一下子规模化了，农场化了，其他人怎么办？如果不开创可稳定分流农民的新产业，一家把十家的土地规模化起来，只会使一家的情况变好，而另外九家的发展依然会成问题。我们现在的城市容纳剩余劳动力的能力是很有限的。这都需要有一个过渡。”

农业上的小规模分散经营有着明显的局限性。但代表委员们认为，家庭经营仍然是未来的主要方向。

在采访中，代表委员们特别强调了农业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的重要性。

“一个家庭农场打一个品牌是很困难的，这就需要联合，需要组织化，需要合作社去把他们串起来。”王海波说，“组织化和合作社主要解决小生产和大市场的矛盾，当然也解决标准化生产、食品安全，和适度规模化的问题，各类家庭农场在合理分工的前提下，相互之间配合，获得各自领域的效益，这样它就可以和市场对接，形成一种气候和特色。”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农业大学校长柯炳生举了个例子，“陕西洛川的苹果，一个县50万亩土地90%是苹果，它不是一个企业，也不是几个企业，都是一家一户。他们通过区域的专业化，很好地克服了一家一户小规模生产的一些局限。比如技术问题，整个区域可以搞一些技术协会，比如套袋、打药。然后可以通过合作社、协作的方式来进行营销。”

但是他也发现，河南一些村庄种棉花，却不能达到优质优价，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组织起来。“一个村200户，只有5户种优质棉花，收购企业没有办法给你单收，就是规模太小，如果这个村全组织起来，全生产这一种优质的棉花，形成规模了，人家来收购就可以优质优价。”

李学林也表示应该大力推进合作化服务。他认为，随着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社会分工呈细化、专业化的趋势，可以加大合作化服务，政府应该加以引导和大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