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周报记者 崔烜 费丽婷 刘巍 实习生 李寻菲 何思韵 发自北京、广州、香港

　　8月17日，中国仅有的两个转基因水稻作物“华恢1号”和“Bt汕优63”转基因水稻的安全证书到期，至今未获得续期的批复。

　　此前的七月初，从事转基因动物研究的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宁因涉嫌科研经费贪腐被吉林省检察院带走调查。

　　据中国农业大学校长柯炳生对外介绍，2013年开始，国家对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科技重大专项经费投入已经从最高峰时的二三十亿元缩减至四亿元。

　　数年来，中国的转基因研究专家们承受着巨大的外部压力。不少转基因科学研究者将目前的困境归咎于环保组织绿色和平及其引导出来的反转基因舆论。

　　“总的来说，是延缓了中国转基因研究的步伐，本来在这个领域我们与国际先进水平相差不大，但因为看不到商业化的前景，目前和国际水平的差距越来越大。”华中农业大学生命科学院副院长严建兵在接受时代周报

　　严建兵今年4月最先披露了绿色和平在海南“南繁基地”的“盗种”事件，此后，华中农业大学的转基因专家们发动了一次对绿色和平舆论反击战。面对 “反转”攻势，华中农业大学此前从未直接回应。

　　2004年，绿色和平首次发表反对中国推广转基因主粮的调查报告，至今十年。

　　十年间，转基因作物从一个属于专业领域的科学话题变成一个家喻户晓的公共议题。

　　2012年，绿色和平中国一度在其内部简报中宣称，在阻止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的持久战中已取得胜利。

　　但实际上，胜利者并不是绿色和平。转基因的议题越来越多被转化成立场之争，而绿色和平，则因“无国界”的身份显得愈发尴尬。

　　一场不期而遇

　　从事了16年环保活动的赖芸说，从没想到自己会这样尴尬地卷入一场舆论漩涡之中。

　　接受时代周报记者专访时，绿色和平中国有毒污染项目主任赖芸刚刚见证了自己孩子的出生，在香港粉岭，赖芸首次详细讲述了“盗种”事件的经过。

　　“我去是帮忙做调研，我不管这些项目。”赖芸说。

　　2014年4月11日，赖芸得知海南陵水有转基因水稻种植，就赶往当地。

　　“当时是在去找武汉大学的基地，碰上了一些老师和同学，就问了下路，后来我问他们那是什么地方，他们说是华中农业大学的育种基地。”从武汉大学育种基地出来后，他们决定到华中农大的基地再取一次样—华中农大长期研究转基因水稻，水稻田的规模远比武汉大学的基地要大。

　　赖芸称“采样点在华中农大围墙的外面”。当时天已黑透，取完样之后，赖芸两人被华中农大师生围住了。赖回忆说，后来气氛有所缓和，交换了水稻样本之后，他与同事离开了陵水。

　　时代周报记者曾就赖芸讲述的内容与该育种基地主管张庆路核实，但张庆路以学校禁止为由拒绝了采访。

　　几天后，赖芸成了媒体上“被抓获的盗种分子”。

　　对严建兵等人来说，这是一次难得的胜利，他们首次从舆论上压制了对手。

　　“2000年之前，转基因还是一个非常高大上的事情，科学家把研究转基因当做一种尖端技术，以此为荣。而现在很多科学家都避谈转基因。这个过程中绿色和平等组织‘功不可没’。”严建兵说。

　　用舆论战发起挑战

　　绿色和平北京办公室项目总监马天杰并不认同“绿色和平带入反转基因舆论”的观点。

　　“作为环保组织，绿色和平从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关注转基因作物这个很具争议的环境议题。21世纪初，绿色和平认为，既然中国在世界农业贸易的版图中角色越来越重要，转基因作物在中国市场的反应，必将对整个世界的农业产生深刻的影响。”马天杰对时代周报记者解释，“并不是绿色和平把转基因议题带入中国，而是中国的重要性把中国带入了这个在全球就很具争议的环境议题。”

　　在进入中国最初的日子里，绿色和平甚至没有自己的食品和农业项目团队，还必须借助学者来发声。中央民族大学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教授薛达元是绿色和平在转基因问题领域最早的合作者，当时他供职于环境保护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

　　2002年6月，刚刚在北京站稳的绿色和平就与南京环境所一起在北京发布由薛达元撰写的《转基因抗虫棉破坏了环境》26页报告，指已占中国种植面积约35%的转基因抗虫棉对环境带来了明显的负面影响。

　　转基因抗虫棉是转基因技术的最早成果，当时国内的棉铃虫灾害频繁发生。我国开始大规模引种美国孟山都公司研制的转基因抗虫棉，随后迅速国产化，几年内就成为了棉花种植的主流品种。

　　薛达元的报告当时指出，针对棉铃虫的转基因抗虫棉很可能会催生出抗性更为强烈的“超级害虫。”

　　“这个报告没有做太多实地考察。”薛达元对时代周报记者回忆说，“我主要是对一些棉花育种专家的研究成果作了总结。”

　　薛达元的这篇报告首次在中国国内提出了转基因作物的环境影响问题，但实际上并未引起太多的反响，除了科研者，当时中国并没有太多人知道转基因抗虫棉。而对于绿色和平来说，他们仅仅是对这份报告进行了“广播”。

　　薛达元与当时的绿色和平北京项目总监卢思骋是朋友，“我是2001年跟他们接触的，就这个问题有些交流，当时他们在北京总共就六七个人，负责农业方面就两个人，刚开始他们也不太知道这个找谁，因为我对这个感兴趣，我就去作了一些调查，写了这个报告。”薛达元回忆道。

　　绿色和平其后的质疑远比这份报告专业有力。

　　2003年之后，食品和农业项目等6个项目组稳定了下来，马天杰当时是食品和农业项目的成员之一，他们有了更多人力和时间去做更精深的调查。一年后，绿色和平正式向转基因作物的主管者发起挑战。

　　2004年12月，南方周末记者刘鉴强发表《转基因稻米与13亿人主粮的利益悬疑》一文，质疑转基因科学家既当“选手”又当“裁判员”的多重身份问题。

　　“甚至有转基因科学家说‘一篇文章让中国的转基因工作在5年中不断挣扎’，可见对当时的影响比较大。”刘鉴强向时代周报记者回忆，绿色和平提供的线索在其中起了关键作用。“主要是他们提供的线索，绿色和平的人已经做过很多调查。比如当时鼓吹转基因稻米商业化种植的科学家，他们的专利情况，他们自己开办的公司的情况，转基因研究人员的家属也在这个领域工作，类似这种与相关利益，绿色和平都做了调查。”刘鉴强说。

　　“本来在2004年，Bt转基因水稻是很有可能获得生物安全证书的(包括另一个抗白叶枯病的转基因水稻)。正是因为我们，对生物安全证书颁发起到了一定程度的延缓作用。”绿色和平气候与能源项目主任方立锋当时也参与了调查，他对时代周报

　　另一方面，当时中国人因为转基因的进入，逐步意识到了转基因作物的存在，这使得绿色和平这次的出牌收效甚丰。

　　大豆市场的巨大变局催生了各种担忧。2003年，中国的大豆进口量突然增大到2000万吨，与国内的大豆产量相当，这其中，用作食用油原料的转基因大豆占了绝大部分，中国的大豆种植业在其后几年迅速被进口转基因大豆所击败，萎缩到不到1500万吨，而进口大豆则逐年攀升到2012年的5800万吨。

　　执着的调查者

　　严格来说，绿色和平与华中农大的恩怨始于2005年。

　　这一年，绿色和平发布了他们湖北转基因水稻非法种植调查，矛头直指华中农大的转基因水稻研究者。

　　绿色和平当时调查发现，华中农业大学属下的种子公司在没有转基因安全证书的情况下向当地农民售出大量转基因水稻种子。绿色和平顺着这些线索调查，发现大量转基因大米流入了全国多地的市场，甚至跨国企业亨氏的婴幼儿米粉当中，也有转基因大米成分。

　　尽管在舆论取得了优势，但这次绿色和平并没有挫败他们的对手，此事不了了之，湖北的转基因水稻种植规模持续扩大。

　　转基因专家们开始组织反击。

　　2005年下半年，一份由16位院士和其他专家起草的《我国转基因作物研究和产业化发展策略的建议》提交到国务院，该报告认为转基因水稻已经完成商业化生产所需的各种安全评价程序和试验环节，未发现存在安全性风险，具备了区域性商品化生产的条件，应迅速批准商品化生产。

　　这份建议取得了巨大的成果，第二年公布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明确将“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科技重大专项”确定为未来15年力争取得突破的16个重大科技专项之一。

　　2008年7月，国务院常务会议正式审议通过了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科技重大专项，并提供了200亿元的专项资金。

　　紧接着2009年，华中农大研发的“Bt汕优63”(即Bt63转基因水稻)和“华恢1号”的转基因生物安全证书正式获批，为期5年，这意味着转基因水稻离最终的合法商业化仅有一步之差，并且在转基因生物安全证书有效期内，湖北省内可以合法种植上述两个品种的转基因水稻。

　　绿色和平没有放弃，虽然没法动摇整体的决策，但他们开始对程序问题发难。而他们在2009年发表的《谁是中国转基因水稻的真正主人》，更踩准了中国日渐弥漫的民族主义兴奋点：中国目前主要的转基因水稻品系均涉及多项国外专利，如果这些品系经过商业化审批，无异于将粮食主权和农民生计拱手相送给持有这些专利的国外生物公司。

　　“绿色和平在这个问题上的指控是有依据的，事实上孟山都控制着世界上90%的种子转基因专利。我所看到的绿色和平的报告里没什么阴谋论，它也没有把这个问题上升到有一个阴谋要来害中华民族。”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教授江晓原赞同这篇文章的观点并引用在自己今年的一篇论文中，他对时代周报

　　大讨论中被边缘化

　　实际上，基于民族主义立场的质疑给予了转基因水稻致命的一击。在中文网络上，双方的争吵和攻击至今没有停歇过。

　　喧嚣的舆论场开始影响到更高级的层面。2011年4月，中国乡建院院长李昌平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曾表示，国务院十分重视转基因问题的反对意见，并且多次召集会议听取反方专家的意见。其后，就连同样从事转基因水稻研究的袁隆平也表态，强调在没有实验结果作为根据的前提下，将转基因用于主粮生产是“要慎重”。

　　绿色和平对这样的结果感到乐观。

　　2012年，绿色和平在一份内部简报中宣称，他们在阻止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的持久战中取得了胜利。

　　“至少是阶段性的胜利。2011年之前，加速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的各种压力是存在的，2011年之后，至少上层态度是比较谨慎的。”马天杰解释道，当时的乐观情绪源于对政策走向的观察，而从今天看来，这样的判断完全是正确的。

　　马天杰没有认识到，胜利者并非绿色和平。

　　尽管人们仍然看重绿色和平所做的调查报告，但“无国界”的绿色和平在大讨论中已经被边缘化。

　　与此前绿色和平企图以证据充足的调查报告击败对手相比，如今的转基因大讨论相当色彩斑斓，攻击对手的阴谋论述说更是必不可少。

　　“目前的反转基因讨论肯定是不健康的，转基因本身是一个高深的科学问题，现在成了一个公共话题，没有任何专业背景的人都可以发表议论，甚至是推翻科学共同体结论的议论。非常让人难以理解。”严建兵说。

　　“绿色和平在推动反转基因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不过现在来说，绿色和平在转基因领域的作用是越来越小了。因为现在它不再是一个技术问题，变成了一个社会问题。”薛达元说。

　　转基因议题越来越多地被转化成立场之争，而双方几乎没有妥协余地。

　　“在一个议题形成两极化的辩论格局之后，形成共识的可能性就越来越小了，会危及到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后努力。比如在美国，现在很难推动任何有助于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实质行动，两边互不相让的对抗让事情变得十分尴尬。就是说，不仅仅是转基因议题会两极化，任何的环境议题都有可能变成这样。我们确实必须警惕，一旦出现永久的鸿沟，事情就很难真正解决。”马天杰也有着这样的担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