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又称奉天事变、柳条湖事件）是日本在中国东北蓄意制造并发动的一场侵华战争，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开端。
1931年9月18日夜，在日本关东军安排下，铁道“守备队”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日本修筑的南满铁路路轨，并栽赃嫁祸于中国军队。日军以此为借口，炮轰沈阳北大营，是为“九一八事变”。次日，日军侵占沈阳，又陆续侵占了东北三省。1932年2月，东北全境沦陷。此后，日本在中国东北建立了伪满洲国傀儡政权，开始了对东北人民长达14年之久的奴役和殖民统治。
折叠发生时间
1931年9月18日，日本驻中国东北地区的关东军突然袭击沈阳，以武力攻击东北。日本制造“柳条湖事件”，发动了对中国东北的战争。
折叠发生过程
当晚10时许，日本关东军岛本大队川岛中队河本末守中尉率部下数人，在沈阳北大营南约800米的柳条湖附近，将南满铁路一段路轨炸毁，称是中国军队破坏铁路。日军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即向中国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发动进攻。次日晨4时许，日军独立守备队第五大队从铁岭到达北大营加入战斗。5时半，东北军第七旅退到沈阳东山嘴子，日军占领北大营。战斗中东北军伤亡300余人，日军伤亡24人。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折叠对敌政策
九一八事变东北地方当局和国民政府对日本的进攻采取不抵抗政策。据说事变发生前，蒋介石于8月16日致电张学良：“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此即所谓“铣电”，但这封电报的真实性至今无法证实，张学良晚年否认有此电。）当时，日本关东军不到两万人，中国东北军驻在东北的有16.5万人，在关内还有近十万人。东北军部队多次接受张学良不准抵抗的训令，在日军突然袭击面前，除小部分自发英勇抵抗外，其余均不战而退。
9月19日上午8时，日军几乎未受到抵抗便将沈阳全城占领。东北军撤向锦州。此后，东北各地的中国军队继续执行张学良的不抵抗主义，使日军得以迅速占领辽宁、吉林、黑龙江3省。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长期以来推行对华扩张政策的必然结果，也是它企图把中国变为其独占的殖民地而采取的严重步骤。此后，中日民族矛盾逐步上升到顶峰，使中国国内的阶级关系发生重大变动。
折叠事件背景
折叠日本国内情况
1921年华盛顿会议后，日本开始大规模裁军。1921年日本的军费为七亿三千万日元，1930年则裁减到五亿日元以下，裁减额达40%。可是大规模裁军却引起了军人们的强烈不满。自从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一直奉行军事优先的原则，培养了大批职业军人。对于职业军人来说，除了军事以外他们没有其他特长，裁军等于砸他们的饭碗。此外，裁军以前职业军人是社会上最受尊敬的人，军队是最光荣的职业。但裁军开始后，职业军人一下变成社会上多余的人，最好的学生不再报考军事院校，一些饭店甚至拒绝穿军服者进入。裁军给职业军人们带来的失落感和焦躁感是可想而知的。
不满的军人开始秘密集会，天剑党、樱会、一夕会等军人秘密组织纷纷成立，后来广为中国人所熟悉的东条英机、冈村宁次等人，都是一夕会的成员。不过当时最有名的还是石原莞尔，是他提出“满蒙生命线”的理论。石原也是后来9·18事变的主谋。
1927年6月，日本首相田中义一主持召开“东方会议”，确立了“把满洲从中国本土分裂出来，自成一区，置日本势力之下”的侵略方针。两年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波及日本，到1931年，日本陷入极端困难的境地。日本政府急于发动一场对中国东北的战争，借以转移国内人民的视线，缓和阶级矛盾，医治经济危机造成的创伤。
折叠日本控制东北铁路
1905年，日本在日俄战争中获胜，通过日俄讲和条约，将中国旅顺、大连等地的租借权和长春－旅顺的铁路及附属设施的财产权利占为己有。此后，日本创立“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并有关东军负责铁路沿线的警备。
折叠田中奏折
1927年6月，日本召开“东方会议”，并制定了《对华政策纲要》（即田中奏折）。在田中奏折中曾经提到：“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惟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国征服，其他如小中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这份奏折在1929年被曝光，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以及日后的中国政府均认为是日本奉行对付中国政策的证明。
田中奏折的真实性受到包括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日本研究所所长蒋立峰在内的学者质疑，当前的主流说法多认为其应为国民政府所伪造然而时至今日查考史料及历史脉络，当时日本计划对华战争已久确为事实。
折叠皇姑屯事件与东北易帜
当初，日军与东北军阀张作霖维持了合作关系，但渐渐的，日本开始将张作霖视为障碍。1928年，关东军将张作霖乘坐的列车炸毁，张作霖重伤不治身亡，史称皇姑屯事件。日本关东军希望借此事件造成东北出现群龙无首的局面。
皇姑屯事件并未引起日军所期待的东北混乱，相反，1928年12月29日，张作霖的继承人张学良突然断提出抗议，但张学良并不愿意妥协。因此日军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等人决定发动战争来夺得主导权。宣布全东北易帜，接受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的领导。张学良进一步对日本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并开始在南满洲铁路附近建设新的铁路设施，通过低廉的价格与之竞争，导致南满洲铁路陷入了经营危机。感到危机感的关东军只等待着合适的时机，寻找借口发动侵略战争了。
折叠中东路事件
1929年底，张学良的东北军为了从苏联手中收回位于中国东北的中东铁路与苏联红军爆发武装冲突，即中东路事件。东北军大败。事后，中苏关系彻底断绝。这一事件产生重要的影响。
1，东北军的惨败暴露了他的虚弱，使得日军对东北军极为轻视，坚定了日军的侵华野心。
2，战争的失败使东北军上下士气低落，丧失了对抗外敌的信心。
3，对苏作战失败，使张学良等东北当局人士认为，东北一隅不足以面对外敌，要抵抗外敌必须“举全国之力”。但中东路事件时，原本答应出兵援助东北的南京政府却因为蒋冯战争的牵制未能出兵（仅援助军费200万），导致张学良对南京政府和蒋介石的信任不足。
4，东北当局和苏联关系的恶化，反而促进了原本敌对的日苏两国在东北问题上的缓和。欧美列强在中东路事件中不支持中方武力废除外国权益的做法，态度冷淡，也刺激了日本的侵略野心。这些都对九一八事变的发生和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
折叠中原大战
1930年3月，为争夺中央统治权，汪精卫联合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地方实力派发起挑战蒋介石南京中央政府及国民党中央会议的内战，5月蒋介石宣布“平叛”，双方激战近半年、伤亡30万人，史称中原大战。大战前和大战中，南京政府和反蒋联盟都极力拉拢具有举足轻重作用的张学良东北军，但张则坐山观虎斗，不予表态。直到南京中央军打下济南、反蒋联盟败局已定的情况下，张学良才于9月18日通电宣布支持南京中央，率领东北军主力十余万进入山海关内，轻易占领华北晋、冀、察、绥四省和平、津、青岛三市，成为中原大战的大赢家。此后张学良率军常驻平津，处理中原大战后的编遣事务，关外防备空虚。
折叠广州“非常会议”的召开与宁粤对峙
1931年2月底，因约法之争，蒋介石囚禁胡汉民。5月底，胡汉民派、孙科派、汪精卫派、西山会议派、两广地方实力派（陈济棠、李白等）及其他反蒋势力联合起来，在广州成立“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和广州“国民政府”反蒋，与南京国民政府分庭抗礼。
7月1日，广州“非常会议”设立“中央执监委员天津执行部”，任命冯玉祥、阎锡山等为天津执行部常务委员，同时派人拉拢华北石友三部。
7月18日，石友三就任广州政府委任的第五集团军总司令，随后誓师讨蒋。7月底，拥护南京中央的东北军南下，与北上的中央军一起击败石友三，石友三残部退入山东。7月21日，广州国民政府正式颁布北伐讨蒋令，随后粤方各路军先后进入湖南。
7月22日，广州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秘密出访日本，三次会见日本外相币原喜重郎，“表示愿以东北权益博取日本军火”，但未得到响应。陈友仁在日期间，还会见苏联驻日大使寻求支持，也被拒绝。
8月5日，中原大战失败后蛰伏大连的阎锡山秘密乘日本军机返回山西重新主政。
8月底，冯玉祥策反中原大战后归附蒋的甘肃旧部雷中田反蒋，雷一度控制甘肃省政。
9月1日，广州国民政府进行总动员，出师讨蒋，并在天津设立“北方军事政务委员会”，任命阎锡山、冯玉祥、韩复榘、邹鲁等人为委员，统一北方反蒋武装。针对粤方军事行动，蒋介石急令在江西剿共的何应钦暂停剿共，除以一部监视共军，其余各部分别转进，主力向吉水、吉安、泰和、赣州等地集结，准备“讨逆”。蒋介石又增调中央警卫军（军长顾祝同）援助湖南何键。
9月13日，广东国民政府下辖的粤桂军兵分五路向湖南进攻。宁粤双方一时间剑拔弩张。
折叠中共武装割据和南京国民政府的“围剿”
1927年国共关系破裂后，国民党虽逐步统一于南京国民政府的旗帜下，但其内部派系林立，纷争不断，国民政府对南方各省的统治力度薄弱。自1927年秋至1930年夏，中共先后组织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年关暴动、平江起义、百色起义等上百次起义和暴动，先后创建井冈山、赣南闽西、湘鄂西、鄂豫皖边、湘鄂赣边等十多块革命根据地，发展武装十多个军、7万多人，并多次击败国军一省或多省联合的进剿和会剿。中原大战结束后，蒋介石于1930年10月、1931年4月，先后两次对中共领导的中央苏区进行两次大规模围剿（使用均为杂牌部队），均告失败。
1931年7月，蒋介石再次集中包括部分嫡系在内的近30万军队，发动对中央苏区的第三次围剿。进剿初期，国军进展顺利。8月上旬，红军抓住战机，接连在莲塘、良村和黄陂重创上官云相第47师和郝梦龄第54师，一度取得主动地位，但旋即红军主力即于8月16日陷入国军重围。只是因山高林密、地形复杂，国军未能抓住此次战机，红军于8月底跳出重围，但中共也自称“是为一年来三次战争中最艰苦的时节”（《苏区中央局致中央电》1931年10月3日）。
随后因国民党内部宁粤冲突，国军围剿部队被迫做战略收缩。红军抓住时机，于9月7日—15日间，重创蒋鼎文第9师、韩德勤第52师于白石、张家背一带。但红军在兴国高兴圩地区进攻19路军时，却遭受较大损失，红军自己战报即称损失2000人。第三次围剿，国军基本上能控制战场局面，虽有损失，也不足以影响全局。而红军在国民党大军的“围追堵截”下，却显得极为被动，甚至接连受到挫折。
折叠1931年江淮流域大水灾
1931年7月28日，长江中下游豪雨成灾害，大水席卷江淮流域8省2市，汉口堤防溃堤，直接冲击了南京国民政府的经济和赋税重心，使本已捉襟见肘的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雪上加霜。受大水影响的人口占全国总数的四分之一，重灾区灾民达2500万以上，损失达20多亿元。国民政府紧急组织“救济水灾委员会”，作为代表政府的最高赈济机构, 制定各种应急救灾对策。国民政府前期战争频繁，再加上各项建设事业需费甚多，国库空虚， 严重财政赤字，但仍将大量资金用于赈灾，使国家赤字愈加增多。国民政府还通过赈灾公债、美麦借款、加征税收、摊派捐款和社会募捐等筹集钱款赈灾，至1931年底共筹集6000余万救灾款。
折叠万宝山事件
1931年，中国人郝永德，未经政府批准，骗取万宝山村附近12户农民的土地，并违法转租给188名朝鲜人耕种水稻。这些朝鲜人开掘水渠，截流筑坝。这一工程侵害了当地农户的利益，马家哨口200余农民上告。吉林省政府批示：“令朝侨出境”。然而日本驻长春领事田代重德，派遣日本警察制止朝鲜人撤走，且限令于7月5日前完成筑渠。7月1日，中国农民400余人，联合起来平沟拆坝。7月2日，日本警察镇压平沟的中国农民，双方对峙，后日本增武装警察，在日本军警保护下，工程于7月5日完成。同时，朝鲜日报记者金利三，说朝鲜人在万宝山被杀，掀起朝鲜半岛大规模的排华活动，当地华侨死伤数百人。日本却以此次事件诬陷中国伤害朝鲜侨民。
折叠中村事件
1931年6月，日本关东军中村震太郎大尉和曹井杉延太郎在兴安岭索伦一带作军事调查，被中国东北军兴安屯垦公署第三团团副董昆吾发现并扣留，在证据确凿情况下，团长关玉衡下令秘密处决中村震太郎。日本借机宣称东北军士兵因谋财害命而杀死中村，威逼中国交出关玉衡，并在日本民众中煽风点火，用“中村事件”和“万宝山事件”诬陷中国“损害日韩移民”。
折叠九一八前的中日外交交涉
万宝山事件发生后，蒋介石当即指派宋子文与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秘密商议。随后，他又抽调具有对日工作经验的驻日内瓦国际联盟代表蒋作宾出任驻日公使，想要以外交途径来消弭东北的危机。（只是在关东军一意孤行下，中日双方在南京、沈阳、东京等地所做的和平努力全部化为乌有。）
折叠选择“九一八”当天发动战争是因消息泄露
关东军原计划是于9月底发动事变，并按分工做好了准备。尽管关东军的活动是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进行，但还是走漏了风声，外务省已经风闻关东军在策划阴谋，外务大臣币原为此向陆军大臣南次郎提出质问。军部中央派遣建川美次前往东北。建川在临行前授意桥本欣五郎给关东军发出了密码电报，告之：“事已暴露，必须立即动手。”
关东军接到桥本电报后，当即于15日午后召开了紧急会议，会上今田等人主张立即动手，花谷等主张与建川见面后再做决定，意见不一。至16日凌晨2时，坂垣诈称暂停行动。然而仅过了几小时，坂垣和石原通知今田、三谷等人提前于9月18日发动事变。之所以出现变故，并不是因为建川要来东北发生动摇，而是为防止泄密，并排除所谓“不坚定者”。[3]
折
折叠满洲国成立
满洲国皇帝溥仪由于受到了国际舆论的普遍谴责，关东军不敢悍然吞并满洲全境，因此考虑建立傀儡政权。当时担任特务机关负责人的土肥原贤二大佐游说了已经退位的清朝末代皇帝溥仪，谎称表示满洲本为满族的故土，以复兴满清为条件，说服溥仪回到东北。11月10日，溥仪从天津出发，11月13日到达营口，最后停留在驻守旅顺的日本军营内。
1932年3月1日，日本扶植的满洲国正式成立。溥仪担任国家元首，首都定在新京（今长春），年号定为“大同”。上述宣言都在东北行政委员会委员长张景惠的公馆发表。国际联盟强烈谴责日本政府的行为，并不承认满洲国政府的合法性。日本表示抗议并且脱离国际联盟。
3月9日，溥仪宣布就任满洲国执政仪式在新京举行，年号为“大同”（1934年3月1日改大满洲帝国，登基称帝，改年号为康德）。
1932年9月15日，日本与满洲国签订《日满议定书》，满洲国承认日本的既得权益，并允许关东军在满洲国内驻军。
折叠兵力对比
折叠日军方面
1.兵力人数
日军在东北的正规军已达1.5万余人(第2师团为缩编部队，每步兵联队缺1个步兵大队，每大队缺1个步兵中队，全师团约1.04万人;6个独立守备大队，每大队4个步兵中队，每中队160人，共约4000余人;还有旅顺要塞部队和重炮兵大队等)，另外有在乡军人和警察等辅助部队约1万余人。总兵力约2.7万人。日军以沈阳为中心，部署于南满铁路沿线，以便于机动兵力。
2:其具体兵力部署为：
第2师团司令部，师团长多门二郎中将，驻辽阳;
步兵第3旅团，旅团长长谷部照少将，驻长春;
步兵第4联队，驻长春;
步兵第29联队，驻沈阳;
步兵第15旅团，旅团长天野六郎少将，驻辽阳;
步兵第16联队，驻辽阳;
步兵第30联队，驻旅顺;
骑兵第2联队，驻公主岭;
野炮兵第2联队，驻海城;
工兵第2中队，驻铁岭;
独立守备队，司令官森连中将，驻公主岭;
独立守备第1大队，驻公主岭;
独立守备第2大队，驻沈阳;
独立守备第3大队，驻大石桥;
独立守备第4大队，驻连山关;
独立守备第5大队，驻铁岭;
独立守备第6大队，驻鞍山;
重炮兵大队，驻旅顺;
关东军宪兵队，驻旅顺;
旅顺要塞司令部，驻旅顺;
特务警察队，驻大连;
在乡军人总部，驻沈阳。
折叠中国东北军方面
1.兵力人数方面：
“九一八”事变前夕，在东北的正规军16.5万人、非正规军4万人，总计约20万人。
2:部署驻地方面：
辽宁驻军：
独立第7旅王以哲部，驻沈阳;
独立第12旅张廷枢部，驻锦县;
独立第20旅常经武部，驻郑家屯;
骑兵第3旅张树森部，驻通辽;
省防一旅于芷山部，驻山城镇;
省防二旅张海鹏部，驻洮南;
公安总队(由原第20师改编)黄显声部，驻沈阳;
辎重教导队牛元峰部，驻沟帮子;
东北空军、海军及宪兵司令部，均驻沈阳;
吉林驻军：
独立第21旅赵芷香(后张治邦接任)部，驻宁安;
独立第22旅苏德臣部，驻双城;
独立第23旅李桂林部，驻长春;
独立第24旅李杜部，驻依兰;
独立第25旅张作舟部，驻吉林;
独立第26旅邢占清部，驻哈尔滨;
独立第28旅丁超部，驻哈尔滨;
骑兵第4旅常尧臣部，驻农安;
省防第1旅孙鹤喜部，驻方正;
省防第2旅王绍南部，驻蛟河;
炮兵第10团穆纯昌部，驻长春;
边防军公署卫队团冯占海部，驻吉林;
哈尔滨特区公安大队王之佑部，驻吉林;
山林警备队赵维祥部，驻延寿;
黑龙江驻军：
省防步兵第1旅张殿九部，驻扎兰屯;
省防步兵第2旅苏炳文部，驻海拉尔;
省防骑兵第1旅王南屏部，驻绥化;
省防骑兵第2旅吴松林部，驻克山、拜泉;
独立骑兵第2旅程志远部，驻满洲里;
独立炮兵第9团朴炳珊部，驻泰安镇;
边防军公署卫队团徐宝珍部，驻齐齐哈尔;
兴安屯垦军苑崇谷部，驻索伦;
保安大队窦联芳部，驻齐齐哈尔。
折叠各方反应
折叠中国国内
国民政府
9月19日，中国驻国际联盟的全权代表施肇基向国联报告事件，请国联主持公道；
9月19日，中国外交部长王正廷向日本公使重光葵提出严重抗议；
9月21日，施肇基正式向国联提出申诉；
9月23日，中国政府就此事照会美国政府，希望对方“深切关怀”。
蒋中正事后在1934年10月检讨：中国东北仅名义上归属于国民政府，而军权、政权、财权俨然独立，至少可说非革命势力范围以内之地……胡适等人甚至不惜主张依据日方所提＜币原五原则＞进行直接交涉。中国中央政府却坚持“不撤兵、不交涉”之原则，致使日本缓和派不能抬头，日本少壮军人气势日张，问题愈陷僵化。
中国共产党
中共借由国民政府抗日期间攻城掠地，扩充红军形成地方割据，在长江流域建立了闽西、赣南、湘鄂、鄂豫皖、湘鄂西、闽浙赣等主要根据地，对抗国民政府的游击区域进一步扩大成124县以上[14]。
9月20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谴责日军侵略，同日，中共中央代总书记王明发表“武装保卫苏联”的讲话。
9月22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过《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提出组织东北游击抗日（后形成东北抗日联军，即抗联）。
12月6日，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北大南下示威团由中央大学集结出发，沿途散发“被压迫民众团结起来”、“全国无产阶级暴动起来”、“中华民族解放万岁”等传单，行经成贤街浮桥时打伤警官2名，警员7名，宪兵1名。11日，中共带领北大南下示威团继续发动示威暴动，并拿出“打倒国民政府”、“工农兵联合起来”、“争取反帝及一切自由”、“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各类油印传单或标语。
12月15日，北大南下示威团手执红旗直捣国民政府外交部，数名职员不来及逃出遭殴打成重伤；一部份学生约200名左臂䌸红布赴中央党部，以木棍击昏陈铭枢并绑架蔡元培，党部卫士鸣枪示警营救追回，由于蔡元培年事已高又遭胁持拖行半公里，手臂红肿，头部亦受击伤送医。
张学良的不抵抗政策
在九一八事发当时，乃是张学良亲自下令不抵抗，而蒋介石迟至9月19日到达南昌后，晚间九点至十点才从上海方面得知“事变”消息。张学良事后自己也说，“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的。”
荣臻，九月十八日深夜：（节录）
得知日军袭击北大营，当即向北平张副司令以电话报告，并请应付办法。当经奉示，尊重国联和平宗旨，避免冲突，故转告第七旅王以哲旅长，令不抵抗．．．．．．彼时，又接报告，知工业区迫击炮厂、火药厂，均被日军袭击。当时朱光沐、王以哲等，又以电话向张副司令报告，奉谕，仍不抵抗．．．．．．
张学良，九月十九日下午：
昨日接到沈电，惊悉中日冲突事件，惟东北既无抵抗之力量，亦无开战之理由，已经由沈，严饬其绝对不抵抗，尽任日军所为。
张学良在战后曾解释：“当时我没想到日军会那么蛮干，我以为他们绝不会这样做。我觉得日本是要以这种军事行动来挑拨我们，因此我下令不要抵抗。我希望和平解决这个事件……后来国民对我的不抵抗有所责难，对这我不能接受。但如果责备我未能看穿日本的阴谋，我承认我有责任。”“从前许多学者研究认为是国民政府指示不抵抗，但其实国民政府的指示是‘相应处理’，‘相应处理’意思是看情况自己去办，等于中央不负责的。因此不能将九一八事变没抵抗的责任推给国民政府。我因为不希望扩大事件，所以采取不抵抗政策。……”
另外，据何柱国旅长回忆，9月12日，蒋在河北石家庄召见张学良时说：“最近获得可靠情报，日军在东北马上要动手，我们的力量不足，不能打。我考虑到只有请国际联盟主持正义，和平解决。我这次和你会面，最主要的是要你严令东北全军，凡遇到日军进攻，一律不准抵抗。”但空口无凭，至今也没有证据显示蒋曾与张在石家庄会面以及说过此话。[2]1947年，冯玉祥在《我所认识的蒋介石》一书当中，更是铁口咬定，九一八事变张学良的不抵抗决定，只是在执行蒋介石的命令。但张学良在重获自由后，还坚决否认有人说他曾把蒋介石不抵抗的命令电文随时放在身边的说法，说这是“瞎说，瞎说，根本没有这种事情”。根据蒋介石的日记，则否定了张、蒋在河北会面，因为按照蒋介石日记，9月12日蒋介石正在去武汉的船上。另外，关于张学良机要秘书的郭维城回忆“九一八事件当晚，蒋介石曾十多次电函张学良不准抵抗”的说法也没有根据，因为当时蒋介石正在坐船从南京到南昌去指挥剿共的途中，通过蒋介石的日记，也不能证明蒋当晚知道九一八事变的爆发，并且至今并未找到蒋给张发的不抵抗指令的电报，同时郭维城1934才加入东北军。
尽管日本在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多次挑衅，张学良在接到蒋介石8月16日电报指令后，于9月6日致电东北军参谋长荣臻及东北三省政务委员会：“现在日方对我外交渐趋积极，应付一切，极宜力求稳慎，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希迅即密电各属，切实注意为要。”
在1991年其重获自由后，张学良在各种场合多次承认九一八事变当中的“不抵抗”决策完全是其一人所决定，中央政府不应该承担责任。[19]张学良1990年接受日本公共电视台NHK采访时，表示他当时认为“当时没想到日本人会大规模地进攻，所以判断，不可乘日本军部的挑衅而扩大事件。”“战争不合乎日本政府的利益，日本政府应会约束关东军”。“到现在有很多学者认为是国民中央政府下达过不抵抗指示。”“中央不负责任。所以，我不能把‘九一八事变’中不抵抗的责任推卸给中央政府。”。
总之，在九一八事变中，张学良落下了“不抵抗将军”的评价。由于张学良的不抵抗，日本关东军随后发动了侵占中国东北的战争，以1万余人进攻有14万人中国东北军，并在短短半年内占领东北三省。
自从东北军守锦州开始，先后无数次向中央提出弹药、人员、资金方面的支援，结果中央政府一方面坚决要求东北军抵抗，另一方面却分文不拔，东北军将领认为中央政府这样做，是要将东北军置于死地，以借日本人之手消灭奉系军阀的势力。其中，东北军将领荣臻厉词批评道：“中央不拨一分粮饷，不发一枪一弹，只在发命抗敌，显然有意徒令东北军牺牲，故置东北军于死地”。当时的行政院长孙科由于从财政部得不到任何增援东北军的资金，辞职下台。继任的汪精卫亦只能一面责令东北军抵抗，另一面分文不出，致使他的抗日要求被张学良婉拒。而另一方面，汪的积极抗日主张也与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路线完全相左，在这种情况下，汪精卫愤而辞职出洋。
蒋介石的安内攘外政策
9月22日，蒋介石向全国人民宣称：“我国民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之态度，静待国际公理之判断。”
当时报刊对918事件的有关报道
蒋介石当时以“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未有国不统一而能取胜于外者。”为原则，以先消除共产党的反对势力分裂主张，再集结力量对抗日本军等外来势力为方针。近期通过蒋介石日记的解密，根据民国史学家杨天石先生的研究，在北伐战争时期，曾在日本留学并熟知日本军力的蒋介石，就有“三月亡国”之论，认为中日国力悬殊，一旦开战，中国沿海地区就会陷入日军之手。日军于1928年出兵济南，制造“五三惨案”，北伐军对日妥协，刻意避开日军，绕道北上，蒋在5月3日日记中写道：“身受之耻，以五三为第一，倭寇与中华民族结不解之仇，亦由此而始也！”蒋在5月10日的日记里，第一次亲笔写下“不抵抗主义”，但从此之后，蒋介石的日记均以“雪耻”开头。
另外，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的第二天，19日，蒋在日记里写道：“昨晚倭寇无故攻击我沈阳兵工厂，并占领我营房。刻接报已占领我沈阳与长春，并有占领牛庄等处。是其欲乘粤逆叛变之时，内部分裂，而侵略东省矣。内乱不止，叛逆毫无悔祸之心，国民亦无爱国之心，社会无组织，政府不健全。如此民族以理论决无存在于今日世界之道，而况天灾匪祸相逼而来之时乎？余所恃者惟一片爱国心。此时明知危亡在即，亦惟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耳。”
9月20日记写道：“雪耻，人定胜天。日本侵略东省，是已成之事，无法补救。如我国内能从此团结一致，未始非转祸为福之机。故对内部当谋团结也。因沈阳、长春、营口被倭寇强占以后，心神哀痛，如丧考妣。苟为我祖我宗之子孙，则不收回东省永无人格矣。小子勉之。内乱平定不遑，故对外交太不注意，卧薪尝胆，教养生聚，忍辱负重，是我今日之事也。上午与敬之、真如、天翼协商，下午从南昌出发回京。”
9月21日：“雪耻，人定胜天。团结内部，统一中国，抵御倭寇，注重外交，振作精神，唤醒国民，还我东省。下午二时到京，约会干部。余主张：日本占领东省事，先提（交）国际联盟与非战公约国，以求公理之战胜；一面则团结内部，共赴国难，忍耐至相当程度，以出自卫最后之行动。对广东，以诚挚求其合作。一、令粤方觉悟，速来南京加入政府。二、南京中央干部均可退让，只要粤方能负统一之责，来南京改组政府。三、胡、汪、蒋合作均可。”
9月22日：“雪耻，人定胜天。上午到市党员大会，余讲至‘国存与存，国亡与亡’之句，有一人讥为‘言过其实’一语。余心为之碎。由此可知，人心已死，国亡无日，哀痛之至，抛碎茶杯，撕破倭本，不觉失态。余复言：我在日本炮火之中不止一次。倭寇在济南炮击机射，余实倭炮中遗留不死之身，决非夸词耳，乃益悲愤。因知爱国者多，而亡国者少，国事犹可为也。下午请稚辉、季陶详述余之怀抱与感想，要胡、汪合作，余交出政权之意。悲戚痛楚，欲哭无泪，哀丧未有如此之甚也。”
9月23日：“雪耻。人定胜天。昨日国际联盟会决议，中日两国停止战时行动，双方军队退回原防，听候联盟会派委员查察裁判。此实为一外交之转机，亦对内统一之机。如天果不亡中国，则此次外交当不致失败也。汉卿派万福麟来京要求外交早日解决，所以官长之财产与东北之痛苦为念，闻之心痛。粤方勾结倭寇以召外侮，图谋推倒中央为快，东北又为一部分之利害急谋解决，不问国际地位与国际形势，以及将来单独讲和之丧辱。呜呼，外侮既急，国内政客官僚非卖国即畏敌，如此民族不亡何待，此次国际联盟既出面干涉，如我国内不能一致对外，则中国从此无人格矣，忧焚无已。晚与万福麟详谈外交形势与东三省地位，与其单独交涉而签丧土辱国之约，急求速了，不如委之国际仲裁，尚有根本胜利之望。否则亦不惜与倭寇一战，以决存亡也。”
9月26日：“雪耻，人定胜天。闻暴日不接受国际联盟通知，并主张中日直接交涉，而国联态度因之转化，从此暴日势焰更张。如果直接交涉或地方交涉，则必无良果。我不能任其枭（嚣）张，决与之死战，以定最后之存亡。与其不战而亡，不如战亡，以存我中华民族之人格。故决心移首都与西北，集中主力于陇海路也。”
民国史学家杨天石认为，蒋介石无疑是一个爱国主义者，但他虽然对东北领土的沦陷痛心疾首，并也存在团结一致、对日决战、宁死战不苟活的理想，并且在九一八事变后的日记中多次提到拒绝与日本和谈，但由于当时中国形势复杂，蒋介石又严重低估了中国人民的抵抗能力，蒋介石实际上的所作所为与他在日记当中的表达的爱国激情有较大差距，可看出蒋介石安内攘外政策的复杂历史背景。（参见杨天石著作《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同时，蒋介石对日本人的痛恨也无时无刻不跃然纸上，如九一八事变后，蒋曾经与日本方面交涉，他在日记中愤恨的写道：“见日本代表，感想无穷。始见之如和柔，一与之接近，则狡狯之色，轻侮之行，立现无余。欧美各国代表，皆可亲可爱，未有如日本之恶劣也。可知倭奴怕凶而不知礼义，东方之文化皆被倭奴摧残矣。”
折叠国内舆论
九一八事变，东北全境陷落，全国哗然。国人对于张学良“不抵抗”也颇为不满。迨热河失守后，胡适在《独立评论》上发表了“全国震惊之后”一文，认为热河失守，张学良罪责难逃。胡适毫不客气地指出：“张学良的体力与精神，知识与训练，都不是能够担当这种重大而又危急的局面的。”地质学家丁文江也在同期《独立评论》发表了“给张学良的公开信”，批评张学良既无指挥能力，又不亲赴前线督师，但却恋权不放，陷东北百姓于水火，贻误国家。
当时，在广东另立中央的汪精卫严厉谴责蒋介石丢失东北，并要求其下野。不久，蒋介石宣布下野负责。汪精卫与孙科等粤系国民党领袖入主南京中央政府。
折叠民间对日宣战运动
东北抗日联军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开始大规模入侵东北地区，各地民众及驻军纷纷奋起抵抗，较著名的有如国民政府黑龙江代省主席马占山将军率领的江桥抗战（1931年11月3日～19日）。惜由于各自为政，遭到日军一一肃清，东北三省遂于民国二十一年初全部沦陷。
游行示威
9月28日，北平20万人举行抗日救国大会，要求对日宣战，收复失地。
9月28日，南京、上海的二千多学生请愿，冲击国民政府外交部。外交部长王正廷被学生打伤，被迫辞职。
12月，学生运动达到高潮，要求立即“对日宣战”，北平、济南学生占领车站，瘫痪马路交通，上海市长张群遭群众包围，上海市区戒严。5日，“国际联盟”中国代表施肇基、外交部长顾维钧遭到华侨、民众殴打侮辱请辞。广东、浙江、山西教育厅长，北京、中央、中山大学校长，相继被迫请辞。国民政府中枢机关、行政院、中央党部遭到罢课学生瘫痪，人员几无办事之地。15日，蔡元培与行政院副院长陈铭枢在会见学运代表时，遭到学生批斗殴辱[20]。
1931年7月，由于万宝山事件，日本煽动朝鲜排华反华，中国国内再次爆发抵制日货运动；九一八事变后，运动愈演愈烈。
折叠日本政府
内阁不扩大方针
1931年9月19日，日本政府召开紧急内阁会议。南次郎陆军大臣强调这是关东军的自卫行动，但是币原喜重郎外务大臣（男爵）怀疑这是关东军的阴谋，并且试图通过外交手段解决这次事端。9月24日，内阁会议决定了“不将事态进一步扩大”的方针。
若槻礼次郎内阁总辞
12月11日，若槻礼次郎内阁总辞。次日，犬养毅任总理大臣兼外务大臣，荒木贞夫任陆军大臣。
五一五事件
1932年3月12日，犬养毅内阁作出决定“满蒙是从中国本土分离独立的统治地域，今后，（日本将）帮助其建立国家体制。”事实上，日本政府在这次事件上被动地被独断专行的关东军制约。（同年日本爆发五一五事件，犬养毅被暗杀。）
折叠国际社会
国际联盟及李顿调查团
国际联盟派出调查团调查事变始末。1932年10月2日，该调查团发表李顿报告，指出日本发动的事变是侵略中国的行为。由于国联拒绝承认满洲国为独立国家，令日本撤出国联。调查团在事变后一年多后才发表报告，诚然是为时已晚—日本不理会国联的谴责，继续侵略行动。
折叠美国
1932年1月7日，美国国务卿亨利·史汀生向日本和中国发表照会，宣布日本对满洲的侵略是对中国领土内政的干涉，违反了巴黎非战公约，因此美国政府对此不予承认。这被称为“史汀生主义”。中国和当时欧洲各国对此都普遍表示赞同，但是日本却无视这一通告。
折叠历史纪念
中国政府1991年9月18日在沈阳开放了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前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在1997年访华时拜访过这个地方，写下“以和为贵”，成为进入该馆的第一个在位日本首相。9月18日被不少中国人认为是“国耻日”，而中国民间要求将9月18日订为国耻日的诉求也不时出现。
沈阳从1995年始，每年在9月18日晚上鸣响防空警报3分钟，以警示民众勿忘国耻。目前，已有哈尔滨、长春、昆明、合肥、杭州、乌鲁木齐、南昌、齐齐哈尔、金华、本溪、太原、西安等百余座城市选在每年9月18日进行防空警报鸣放。
除了沈阳的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外，在辽宁辽阳市的白塔公园内，还有一座九一八事变策划地纪念馆，当时被称作白塔会馆。事变前一日，本庄繁与关东军主任参谋石原莞尔和关东军高级参谋坂垣征四郎在火车站前白塔旅馆召开了事变前密谋会议。
折叠相关思考
折叠为什么9.18被选为国耻日？
“九一八”，是对历史的深沉回望，更是对现实与未来的冷静思考，是为了让历史照亮未来前行的路。
1931年，日军自导自演“柳条湖事件”，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东北同胞陷入长达14年的殖民统治。本为中国发展后盾的东三省，反成日本军国主义铁蹄下的“满洲”，成为侵略和榨取全中国的前站。从此，9月18日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视为国耻日。
“勿忘国耻”，这应该是防空警报响起印在所有人心里的四个字，“9.18”，是国耻日，也是中华民族觉醒日，这一天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中华民族在这一天彻底觉醒，但也为此付出了3500多万人的巨大牺牲。经过14年不屈不饶的顽强抗战，中华民族最终赢得了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胜利[4]。
折叠涉及人物
折叠概况
1931年9月18日，盘踞在我国东北境内的日本关东军精心策划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拉开了日本对华战争的序幕。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土肥原贤二，是“九一八”事变的直接策划者和实施者。
折叠坂垣征四郎
坂垣征四郎关东军的“大刀”。他1916年从日本陆军大学毕业后，任陆军参谋本部中国课课员，1919年任中国驻军参谋，之后任云南、汉口等处日军特务机关长，1929年任关东军高级参谋。1930年6月，坂垣征四郎在与石原莞尔进行了多次密谋后，组织了横跨中国东北三省的“参谋旅行”。“参谋旅行”是他们策划“九一八”事变的前哨战。他们在哈尔滨、锦州、旅顺等地制定了日军在这些地区作战的攻防战略，在“旅行”中提出了日本占领满蒙的计划，并称，“在对俄作战上，满蒙是主要战场，在对美作战上，满蒙是补给的源泉。实际上，满蒙在对美、俄、中的作战上，都有最大的关系”。
“九一八”事变后，坂垣征四郎任沈阳特务机关长、伪满洲国军政最高顾问，1936年任关东军参谋长，并在1937年以日军第五师团长的身份率日军进军中国华北。战后，他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定为甲级战犯，并于1948年12月23日被处以绞刑。
折叠石原莞尔
石原莞尔关东军的“大脑”。1918年，他以全校第二名的总成绩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当时曾有人评价说，石原莞尔的头脑是陆军大学“有史以来第一的头脑”。1922年，他留学德国，研究过拿破仑军事思想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史，但他的全部兴趣和爱好，都集中在如何完成日本的侵略扩张方面。1928年10月，他由日本陆军大学教官调任关东军作战参谋，与坂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形成团伙，策划发动了“九一八”事变。
事变后，石原莞尔被任命为关东军副参谋长，后升任日本陆军中将。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石原莞尔见风使舵、混淆视听，逃脱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1949年8月15日，他因膀胱癌在家中去世。[1]
折叠土肥原贤二
土肥原贤二日军中的“中国通”。他1912年从日本陆军大学毕业后，任职于日本陆军参谋本部，随即被派往中国，开始了长达30年的特务生涯。他能讲一口流利的北京话，还会讲几种中国方言，1930年任天津特务机关长，“九一八” 事变前30天，他调任沈阳特务机关长。虽然“九一八”事变发生时，他不在沈阳，但由他主持的土肥原特务机关却是发动事变的中心。事变发生后3天，土肥原贤二即从东京返回，就任沈阳市市长。
“九一八”事变后，土肥原贤二还参与策划了一系列对中国的计划，如“华北自治”、扶植汪精卫政权、“张北事件”“七七”事变等。日本战败投降后，土肥原贤二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定为甲级战犯。[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