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1月，我加入到杜邦-先锋公司，担任该公司的全球分子标记实验室经理。在杜邦-先锋工作的近4年时间对我的职业生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参与和管理了1000多个各种类型的分子育种项目，见证了分子育种与传统育种和转基因育种的深度融合，并给育种带来的效率、精准性、可预见性方面的极大提高。我的实验室每天都会收到来自世界各地的叶片或种子样品，这是先锋的育种家从他们的育种站寄来样品进行分子标记检测。从我的实验室产生分子数据之后，数据便返回给育种家并自动进入公司数据中心。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管理模式，对公司的育种水平、信息共享、运营效率都有极大提高。我们为什么不能够把这种模式移植到中国来呢？中国的种业公司众多，而每个公司的财力、人力、育种规模都非常有限，难以支撑起一个高通量、高水平分子标记实验室的运转。如果我们联合国内多家公司的力量并在农业部的支持下，一定能够建立一流的分子育种实验室。

　　正是抱着这种梦想，我放弃了在美国的工作回到国内追寻我的中国“种业梦”。创业是一个艰辛的过程，当2008年回到国内时，我还没有信心立刻开始创业。主要是基于两点考虑：一是我需要时间来深刻认识我国的种业现状和国情；二是当时的种业对于分子育种的认识程度非常有限，大家可能不会接受这项技术革新。在刚回国的5年时间里，我进一步了解到我国种业研发与国际公司之间的巨大差距，无论是在研发体系上还是在研发投入、人才队伍、育种方法上我们都存在30~40年的差距。可喜的是，从2011年国务院出台“8号文件”开始，中央连续出台了一系列重要的对种业发展有重大影响的政策，我觉得中国种业的发展机遇来了。经过两多年的尝试和努力，2013年，在农业部种子局的大力推动下，在9家股东单位的大力支持下，中玉金标记终于开始起航。我心存感恩，并立志要为中国种业的发展做出一番事业。

　　金标记的成立是希望探索一条全新的商业模式，帮助提高我国种业的核心竞争力。我们不做种业公司，我们不参与商品种子的生产和商业化过程，但我们为种业公司提供技术服务和育种资源服务，包括种质资源分析、杂种优势群划分、品种的抗病改良、品种的纯度和真实性分析、玉米DH系的创制和联合测试等等。利用我们一流的技术、一流的分析平台、开放的商业模式，我们真诚地希望为中国种业的发展创造动力。从2015年4月以来，我们已经为种业公司和科研单位提供了400多项技术服务，创制了2万多份玉米DH系，开展了十多次技术培训，有400多人到公司参观学习。公司自成立以来，我们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心和支持，我们也以实际行动践行着“为中国种业创造无限动力”的公司使命。